小贷公司生存审计：无米下锅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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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比例不提，小额贷款公司(下称“小贷公司”)发展的后劲不足。”绍兴市一家小贷公司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同样问题困扰着浙江省140多家小贷公司。

　　试点三年后，小贷公司路在何方？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审计厅对该省47家小贷公司开展了专项审计调查，对其中26家进行了重点抽查。据了解，这是国内省级审计机构首次对小贷公司进行专项审计。

　　“根据省政府授权，审计厅专门组织审计调查，对小贷公司经营情况进行摸底了解，为促进小贷公司健康发展提供审计建议。”浙江省审计厅金融处处长顾涛告诉本报记者。

　　审计调查报告称，小贷公司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发挥了金融“毛细血管”作用，为地方金融创新、民间融资阳光化及抑制非法集资等提供了好的做法。

　　鉴于小贷公司普遍反映“无米下锅”的问题，审计报告建议“考核优秀的小贷公司融资比例可以增加到100%～150%”。

　　近期温州高利贷市场泡沫破裂，频频出现企业老板“跑路”事件。如何把民间借贷转入到有监管、透明化的正规渠道，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鲶鱼效应

　　在此次专项审计中，浙江省审计厅抽选了47家小贷公司为样本。从审计情况来看，至2010年末，47家小贷公司资产总额164.86亿元，负债总额46.3亿元，资本净额为118.56亿元。累计发放贷款842亿元、64888笔，笔均贷款金额为129.8万元。

　　审计调查报告指出，总体而言，小而分散原则得以贯彻，多数小贷公司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担保方式以信用和保证为主，为从银行机构无法获取贷款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的可能。

　　本报记者采访中发现，通常情况下，一些小贷公司2～3天能完成一个新客户从业务申请到发放贷款的全部流程，而部分老客户只需一天就能拿到贷款。

　　更快、更高的资金周转率，对改善浙江省金融服务环境产生了积极的“鲶鱼效应”——一方面为民间资金的正常借贷提供了合法渠道，使民间借贷趋于规范；另一方面也制约着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从而促进金融秩序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

　　审计调查报告显示：“各地普遍反映，因小贷公司的设立使民间借贷利率有了直观的参照标准，不少企业和个人更愿意寻求小贷公司的资金途径以解决问题。”

　　小额贷款最早起源于孟加拉国。上世纪70年代，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创办了孟加拉农业银行格莱珉试验分行，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开始逐步形成。

　　中国自1993年试办小额信贷以来，至今已有1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国际捐助、政府补贴支持到商业化运作的过程。

　　2008年11月29日，瑞安市华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峰小贷公司”)成立，注册资本金2亿元，由华峰集团、瑞明集团等15家民营企业和5位自然人投资。

　　自2008年7月《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发布，41家小贷公司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但因为信贷政策、全球经济环境变化，首批小贷公司大多经历了“两起一落”的严酷考验。

　　2009年初，信贷总量相当宽裕，高达9万亿元。银行手中“不差钱”，中小企业纷纷转向贷款利率相对较低的银行借款。这令刚出世的小贷公司遭遇了第一次打击，想要生存就得压低贷款利率，但如果利率过低，再上缴完税款，实际回报率就太低。

　　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开始逐步收紧信贷，银行贷款利率的上浮以及放款进度的缓慢，给民间借贷市场提供了发展空间，小贷公司发展迅速。数据显示，2010年末浙江省有35家小贷公司完成了增资，全年注册资本共计增加了82亿元。

　　经过两次增资扩股，目前华峰小贷公司注册资金达8亿元，是浙江省小贷公司中的“老大哥”。截至今年6月底，华峰小贷公司已累计向1009户“三农”经济和小企业发放贷款2000多笔，合计23亿多元，放贷余额14亿多元。

　　从审计调查情况看，没有出现亏损的小贷公司，每家都是赢利的，平均利率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3～4倍。

　　据浙江省工商管理局调查，2010年浙江省小贷公司全年利息总收入为40.90亿元，未考虑融资成本及管理成本，利息收入与实收资本比值(加权平均)约为22%。

　　作为目前民营资本进入地方金融领域的重要途径，小贷公司受到热烈追捧。截至今年6月末，浙江省共有141家小贷公司。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共有3366家小贷公司，贷款余额达2875亿元。

　　“无米下锅”之困

　　对于小贷公司的未来，最重要的是商业可持续性。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小额贷款公司从诞生起就“只贷不存”，这也给其发展壮大设下路障。

　　“无米下锅”是当下小贷公司普遍郁积的心结。从审计情况来看，截至今年一季度末，47家小贷公司注册资本合计99.4亿元，较开业之初增长了38.1%，户均规模2.11亿元。但采访过程中，几乎每家小贷公司负责人都在喊“穷”。

　　根据规定，目前小贷公司的可贷资金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注册资本，一部分是银行融资，还有一部分是未分配的净利润。

　　上述审计调查报告指出，受目前政策法规的限制，小贷公司被定性为“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不属于正式金融机构，不能享受同业拆借利率优惠，不能享受农信社、村镇银行同等待遇，使融资成本较高，虽然可以向银行融入资本净额的50%资金，但总体可用资金规模较小，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仍显不足。

　　对试点文件中所设定的50%的融资比例，顾涛告诉本报记者，“从审计情况来看，小贷公司资产流动性好，一年周转达4次以上。如果按照资本金的50%比例向银行融资，小贷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仅为33%，明显偏低。”

　　绍兴市某小贷公司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这意味着小贷公司的财务杠杆作用有限，最高只有1.5，而商业银行的杠杆率至少为12.5。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浙江省小贷公司向银行融资余额为88.8亿元，约占总资本净额的35.5%，比2009年提高了11.5个百分点。其中湖州市小贷公司融资比例已接近文件规定的最高50%上限。

　　审计调查发现，一些金融机构虽有向其融资的意向，但由于小贷公司不属于金融机构，所以只能采取贷款方式，因而相应需要提供担保，而小贷公司本身从事的业务使其不具备充足的抵押和质押资产，从而制约了资金的融入，限制了其信贷放大效应。

　　审计调查也普遍反映向银行融资门槛过高：可选的银行数量过少，融资成本高，担保条件过严。

　　与此同时，“非金融机构”这一身份定位，又使得小贷公司无法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只能以工商企业身份获得贷款。“这样贷款利率就不能低于银行现行基准利率0.9倍的规定，融资成本比金融机构要高出很多。”上述绍兴市某小贷公司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华峰小贷公司的总经理陈寿清表示，虽然资金规模比其他小贷公司都要大，可实际剩下的可贷资金并不多，同样为资金发愁，目前他们正在积极计划申请第三期的增资扩股。

　　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小贷公司被视为人体中的毛细血管，希望通过这一根根“毛细血管”的支撑，将民间富裕的流动性有效传递到小企业、微小企业及农户。

　　显然，这一设计目标任重道远。公开数据显示，2010年末，浙江省小贷公司贷款余额为337亿元，是全省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0.7%。与商业银行庞大的信贷规模相比，小贷公司的资金量只是杯水车薪。

　　此外，小贷公司还遭遇到地方典当行、担保公司、寄售公司的“四面夹击”。

　　据央行温州支行调查，温州市各类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旧货调剂行等共1000多家，其中部分机构假借经营之名，违规办理垫资业务，收取高额佣金及利息。

　　温州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很多典当行、寄售公司做汽车贷款、房贷，实际上这些业务按照规定都是不允许做的，但它们不仅做了，还可以通过这些业务来避税。

　　根据央行温州支行的抽样调查估计，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占全市银行贷款的20%。但截至今年6月，温州市22家小贷公司累计提供贷款383亿元，累计发放38900笔，贷款余额89.8亿元。

　　突围，路在何方

　　小贷公司迫切需要解决“无米下锅”的困扰，而其内部风险防控问题又是监管层的困扰。

　　根据制度设计，小贷公司的贷款对象主要涉及微小企业、小商户和农牧户，相较贷款给政府项目和大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上述绍兴市某小贷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客户以“三不客户”为主，即银行不愿、不能或不敢放贷的客户。

　　从审计的情况来看，小贷公司都能按照试点工作规定建立“三会一层”法人治理结构和相关管理制度。大部分公司比较注意贷款风险的防控，注重第二还款来源和担保责任的落实，不良率较低，对已出现风险的能及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资产安全。

　　但审计调查报告认为，目前仍没有形成适合小额贷款的成熟、核心放贷机制。部分小贷公司“三会一层”管理架构未实际发挥作用。比如，一个总经理带数个客户经理的经营模式不在少数，未设置风控管理岗位或由客户经理兼职较为普遍，内部缺乏足够制衡。

　　试点运行三年，小贷公司逾期贷款等业务风险开始有所呈现。据浙江省工商局对部分小贷公司的抽样调查，试点以来发生逾期情况的约占总贷款笔数的2%左右，最大一笔逾期贷款金额为1900万元。大多数逾期贷款当月通过协商，由借款人员或保证人给予归还，有5%的逾期贷款进入司法程序。

　　审计调查报告认为，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不属于金融机构，征信管理技术标准较低，管理经验缺乏，更不能像商业银行一样可以在贷款发放前通过征信系统查询企业和个人征信情况进行有效甄别，其客户群普遍赢利能力又较弱，因而其控制贷款风险的难度增加。

　　为此，审计报告也建议，在小贷公司网上动态监测系统升级后一个口子接入征信系统，解决各小贷公司单独接入征信系统成本过高、维护不便等问题。

　　上述绍兴市某小贷公司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现在民间借贷这么盛行，他们会更加关注客户贷款资金的用途，加强后续跟踪，如果是做一些投资甚至投机，肯定不允许。公司也希望进一步完善内部风险控制和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为今后的发展壮大做好准备。

　　近期有关将小贷公司转型村镇银行的呼声再起。据媒体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已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报告，申请将其自治区内的优质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直通银行试点。

　　在试点启动之初，许多公司先争夺名额，普遍抱有“先拿牌占位”的心态。很多小贷公司把未来寄托在村镇银行上。

　　2008年5月，银监会和央行发布的相关文件里谨慎地开了一个“口子”：小贷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可在股东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村镇银行组建审批指引》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规范改造为村镇银行。

　　但事实上，小贷公司要获“正名”并非易事。现在看来，改造为村镇银行只能是一种激励措施，并不全是小贷公司的发展方向。

　　从部分小贷公司反馈的信息来看，试点三年后对改制为村镇银行的兴趣并不高。浙江省某地市金融办主任告诉记者，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的门槛太高：一是严格的转制条件对改制造成一定困难；二是股权易手，挫伤股东积极性。

　　比如，根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改制为村镇银行，但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控股权。转制后，民营股东的经营权要交出去，这样的做法会使原来小额贷款公司灵活、方便、快捷的特点完全丧失。”上述绍兴市某小贷公司负责人说。

　　据浙江省工商局调查，浙江省小贷公司逐步分化为三种不同的发展定位：一部分是仍希望按试点工作的相关规定，获准转制为村镇银行；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小贷公司更愿意尝试参照境外专业贷款公司模式，逐步发展可以吸收大额存款的专业化贷款公司；还有部分小贷公司希望扩大经营范围，增加业务品种、拓展多种业务方向，通过业务模式复制，整合资源，组建跨区域的小额贷款集团。

　　现实的情况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税收扶助政策于今年8月到12月陆续期满，但目前试点政策是否延续尚不明朗。谈到今后的出路，受访小贷公司负责人用得最多的三个字就是“等政策”。

　　顾涛告诉本报记者，相对而言，部分小贷公司大股东的心态比较稳定，除了从提供小额贷款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取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外，他们更看重参与小贷公司业务来扩大和提升集团本身的视野和理念，有利于公司积累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务的经验。

　　近期温州高利贷市场泡沫破裂，频频出现企业老板“跑路”事件。国庆长假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温州调研。10月1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提出包括信贷支持和税收优惠等在内的9项措施扶持小微型企业发展。

　　此次“国九条”虽没有明确提及民间金融问题，但本报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浙江省和温州市拟申报温州为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包括深化小贷公司试点、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和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内容。

　　若方案通过，或是小贷公司发展的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