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时代”的辉煌与缺憾朱益民

　　

尚福林

　　本报记者 朱益民 深圳报道

　　中国资本市场二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证监会主席的更替已成为每一段“资本断代史”的风向标。

　　从刘鸿儒到尚福林，历经五届更迭，每一届都有独树一帜的特征。如今，郭树清履新，标志着迎来了资本市场的一个新时期。

　　尽管尚福林时代画上句号，但作为素以务实、稳健、善处棘手问题著称的风云人物，其统帅资本市场九载春秋，留下的辉煌与缺憾为人乐道。

　　北京某知情人士透露，中央高层对尚福林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期间工作表现和成绩的评价非常高。与上述北京知情人士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一位来自深圳的某私募指数化投资总监，在其心目中，尚福林的得分也非常高。

　　但也有人观点相左。北京某证券公司资本市场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如若真的要打分，我只能给打59分。”更有甚者，有人在网上公开发文《寄语尚福林：防守有道还需革新有为》，暗示改革推进迟缓。

　　不管爱与不爱，资本市场“尚时代”都已告结束。唯一没有结束的是，他留下的改革印迹以及未竟改革路。

　　尚时代辉煌记忆

　　在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9年间，尚福林叱咤资本市场，但在其卸任之际，中国股市指数和10年前相比几乎原地踏步。

　　但前述北京知情人士则对以市场涨跌评价功过是非的看法不予认同， 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尚福林最大的功绩在于任职期间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制度性缺陷。

　　有关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9月底，1306家公司完成股改，占1319家应股改公司的99%，流通股占总市值的比重由2002年的32.6%提升到2011年9月的76%。

　　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不仅消除了大股东与小股东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的明显及长期利益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在尚福林的全力推动下，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首次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彻底改变了中国证券市场往日为国企改革服务、一直被高度边缘化的历史发展定位。

　　正是国家对资本市场发展国家战略的转变及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推进才为中国股市带来史上最为辉煌的那段牛市，首次实现了大国崛起与中国资本市场繁荣发展的历史对接。

　　彼时，他的豪言“股改开弓没有回头箭”，准确印证了股权分置改革的不归路。而他对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创新的推动，亦同样是一场可圈可点的攻坚战。

　　他对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交易的成功推进，为我国众多中小企业打开了资本融资渠道。

　　截至2011年9月底，中小板上市公司总数达到618家，累计IPO融资额达4247.01亿元，先后共有96家园区企业进入新三板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共有267家创业板公司上市，累计融资1895.72 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企业247家，占比92.51%。

　　至此，包括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股份代办转让系统在内的各具特色、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他也在强力推进着创新。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稳步推出，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里程碑，中国股市只能单边做多的运行机制得以根本改变，为市场化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及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奠定了制度基础。

　　业内人士认为， 尚福林时代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以来最为风云激荡、精彩纷呈的历史阶段。

　　尚氏缺憾

　　对尚氏九载春秋，深圳一位业内人士不无玩笑地戏称：“尚福林任职中国证监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全面完成，其所取得的历史成绩有目共睹，但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所能起到的作用却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尚福林时代尽管精彩纷呈、风光无限，但其主政期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缺憾。

　　业内人士将尚时代的缺憾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尚主席在任期间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

　　尽管据媒体报道，截至2011年9月底，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市值占已流通市值的比重已超过71%，但无论公募基金还是券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成熟机构投资者。在部分业内人士眼中，券商只是中介机构，公募基金只是公开的资产管理机构而不是真正成熟的独立理性的价值投资机构。目前，中国市场上所有所谓的机构投资者，基本上不是理性价值投资，几乎全部是追涨杀跌的趋势投资者，真正能代表中国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的中坚力量远未形成。

　　其次，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市场化改革迄今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尤其是证券IPO发行定价广为诟病。与前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市场化改革力度相比，尚福林的改革缺乏足够的勇气和魄力，证监会市场化自我革命的改革颇显畏葸不前。

　　投行业内人士认为，目前采取的IPO发行审核定价制度是伪市场化，原因有四，一是监管部门的发行审核依然在用静态的眼光来看上市公司质量，并不能保证公司上市后质量的持续性；二是，证监会审定的有资格的询价对象并不具备足够的市场代表性，众多以私募为代表的投资机构被排斥在外；三是，现有的询价配售违反市场规则，所有机构的申购数量都由申购上限限制，发行定价不是按价高者得，而是按照所有询价对象报价的中间价定价，这给发行定价人为操纵留下了巨大空间;四是，上市公司IPO发审委过会还要等待证监会的行政批文，双重审核常常令市场供需失衡。

　　第三，尽管尚福林主政期间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证券违法犯罪活动予以了打击，但在众多投资者心目中，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在“公平、公正、公开”三公方面并没有取得突破进展，吴敬琏先生对中国股市赌场论和强盗贵族时代的抨击依然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虽然上述问题有很多是困扰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期问题，也根本不可能在某一任证监会主席任期内彻底解决，但尚时代留下的缺憾对后继新任证监会主席来说同样是任重道远，或许正是中国证监会主席后来人将要面临的挑战和重点努力突破进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