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证法修改须便民尊权

　　王建勋

　　新修改的《居民身份证法》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尽管变更的内容不多。譬如，它增加了“指纹信息”的要求，规定：“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应当登记指纹信息。”随着技术的进步，指纹越来越成为鉴别个人身份的一种重要信息，正在获得广泛的使用。但在办理身份证时要求登记指纹信息，仍存在一些需要追问的问题。

　　首先，这种指纹要求是否必要？众所周知，身份证是用来证明一个人身份的证件，里面记载一个人的姓名、年龄、身份号码等信息。其实，用来证明一个人身份的独一无二的信息主要是身份号码，因为它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有了这个号码，就可以鉴别出来一个人是谁，正如国外的社会保障号码一样。

　　还有，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政府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以必要为限，恪守尊重个人隐私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讲，政府收集的个人信息越多，个人隐私被侵犯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在一个前法治社会里。

　　其次，指纹信息的要求，增加了公民办理身份证的负担，尤其是对于长年不在户口所在地的流动人口而言。为了登记指纹信息，申领或者换补身份证的公民必须亲自到户口所在地办理，大大增加了办证的成本，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对于两亿多流动人口而言，这无论如何都不算一个人性化的要求。众所周知，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本来就经济状况不好、工作时间紧张，再让他们千里迢迢回乡办证，实在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

　　公安部负责人表示，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办理身份证技术上是可以办到的，并不存在技术障碍，但为避免通过多种渠道换领可能产生的信息安全问题，仍然要求流动人口回原籍办理。这种说法令人不解，因为它一方面承认技术上无障碍，另一方面又将“球”踢给了技术。何谓“通过多种渠道换领可能产生的信息安全”？这难道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样的技术问题难道很难克服吗？只要身份证信息全国联网，解决这样的技术问题似乎并不难，因为所谓“多种渠道换领”无非是“异地换领”而已。如果全国联网的技术问题还没解决，急着收集指纹信息有何意义？又如何从技术上防止这样的信息被泄露或者窃取？

　　这次修法的另一个争议焦点是，扩大警察查验身份证的权限范围。新法在原先四种查证情形的基础上，增加了这样的内容：“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可实际上，法治社会的通常做法是，只有当警察有理由怀疑一个人存在违法犯罪的嫌疑时，才有权查验其身份证件。如果一位公民进入火车站，警察就无缘无故地查验其身份证，不仅令其反感，而且可能给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如果因为查证而耽误了旅客买票或者乘车，谁为此负责？负何种责任？没有责任约束的警察权是危险的。

　　还有，条文中还提到“重大活动”，但什么是“重大活动”？由谁来界定？规定中只字未提，这恐怕给警察不适当的自由裁量权。众所周知，中国的警察权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迈向法治社会的第一步，应当是限制而非扩张警察权。没有对警察权的良好制约，民权就难以张扬，建立法治社会不过是一个梦想。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