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重点中学的课改进退：改革是逼出来的

　　马晖

　　北京，深秋的一个下午。一场关于“新课程改革”的会场里，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校长。

　　互动环节，台下一位听众拿过话筒问：“我所在的学校办学条件非常好，老师学历也高，可对于课程改革却没什么动力，原因何在？”

　　台上的嘉宾回答，因为你们过得“太舒服了”。会场里响起一片善意的笑声。

　　2001年，随着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发，一场由教育部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拉开帷幕。

　　这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把课堂还给学生，重燃孩子们对于知识的渴求。

　　2010年，新课程改革十周年。在总结反思过往十年的改革历程时，有识者发现，十年来各地涌现出的“课改典型”，多为一些边远农村地区的薄弱校。

　　反而是曾被视为基础教育金字塔尖的一线城市老牌名校，却鲜有锐意改革者的身影。

　　像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等城市重点中学如此优渥的办学条件，对于杜郎口中学这样的乡村学校而言简直不可想象。“你们这么舒服，还有什么改革的动力？”中央教科所副所长田慧生研究员反问道。

　　而即使对于有志于课改的优质高中而言，由于升学率是一根不可触碰的红线，改革的动力往往因升学率的变化而化为巨大的压力，最终使改革不得不回到原点。

　　1.深二高的“小步舞”

　　这位名师经常念叨，新的课程改革谁也不知道效果怎样，可要是学生成绩掉下来考不上北大清华，“那不就是我的责任了”？

　　尽管时间过去3年多，现在，张翔仍能清楚地记得自己初到山东杜郎口中学时的情形，“秋冬季节去的，天冷，可课堂气氛那真叫热闹。”

　　张翔，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简称“深二高”）的一名老师，他所在的学校是深圳市政府重点投资建设的一所市属全寄宿制高中，2007年9月开学，现有学生近4000名。

　　“校领导发现学校若想持续发展必须进行改革，因为现在的成绩还是像过去那样靠‘拼体力拼出来的’。”该学校的一位老师表示。

　　跟国内其他重点高中一样，面对高考，深二高的老师们最犀利的武器还是“满堂灌”，把所有题型、知识点让学生通过大量练习在短期内记牢，并根据高考出题特点进行有选择的模拟训练。有老师笑言，“我们管这个叫‘大运动歼灭战’。”

　　“我们推动新课程改革，就是想改变中国课堂里的这种糟糕情况，把课堂真正还给孩子。”新课程改革的倡行者、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刘坚教授在一次讨论新课改的论坛上说。

　　2001年，教育部推出新课程改革。在新课改的纲领性文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明确表示新课程改革的诉求，要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重燃孩子对于知识的渴求。

　　2008年左右，杜郎口中学的改革进入到教育部门视野，报刊上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相关报道。“我们校长看到了杜郎口中学的报道，觉得是今后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他本人也有改革的想法，想要向着这个方向去改。”张翔说。

　　当年9、10月份，深二高就陆续派出由学校中层干部所带领、一线骨干教师组成的考察小组，赴杜郎口中学交流学习。去之前，学校领导明确表示，如果对方的经验真的好，“我们就要参照去改，要真做！”

　　张翔是第二批考察组中的一员。刚到杜郎口中学，有着丰富授课经验的他马上发现，这里的课堂跟过去自己见过的都不同：教室里三面墙都挂满黑板，学生分成小组而坐，自己上前面去讲这堂课的知识点，底下坐着的学生随时发问，还可以互相讨论，课堂气氛非常热闹。

　　他当天全程旁听了一节数学课，讲的是二次函数，学生在上面讲，知识点有，表达也很清晰，同学的提问也很靠谱。他还特意留心观察，想看看有没有所谓的“差生”因听不懂而不参与讨论的，结果令他吃惊——全班40多个孩子，没一个走神开小差的。

　　更令他吃惊的是，整堂课上根本看不到老师的影子，只有学生自己在上面讲。后来，才知道老师其实也在教室里，不过是在旁边默默看，成了旁观者。

　　“搞的真是不错，上课变成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当时我就感慨，要是课堂都能够这么改，中国教育就有出路了。”张翔说。

　　这样的触动并非他一人独有，其

　　他赴杜郎口中学考察的深二高老师都有类似感触。在参观杜郎口中学之后，不久，深二高的校领导就决定加快推进课堂改革，借鉴考察中学习到的一些经验，尝试在学校里打造“高效课堂”。

　　首先，教室里的布置变了，班级的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桌椅也按照小组划分拼在一起。“不过，没有跟杜郎口那样在教室墙上都挂上黑板，毕竟学校是新建的，太漂亮了，弄一堆黑板也不像话。”有学校老师笑着说。

　　老师在课堂上的讲授方式也有变化，过去的“满堂灌”被更多的师生互动所取代，老师只是在一堂课开始时讲些内容，然后学生就老师所讲内容进行互相讨论。

　　然而，改革进行过一段时间之后，事情开始有了变化：有些老师不能够适应新的教学方法，开始有怨言。有位来自内地名校的高三数学老师，他在原来的学校是绝对的教学权威，年年把高三关，所带毕业班在高考从来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每年高考他班上总能考上一二十个北大、清华的学生。

　　这位名师经常念叨，新的课程改革谁也不知道效果怎样，可要是学生成绩掉下来考不上北大清华，“那不就是我的责任了”？

　　逐渐地，原来热烈的课堂讨论也变成一种形式，“满堂灌”开始回潮。

　　“起初校领导支持改革，有改的冲动，后来真正做起来发现出了不少问题，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并不是简单说说就可以，需要耗费很多心力。”谈及学校的变化，张翔这样解释。

　　一场课堂改革，从激情澎湃始到渐趋平淡终，并没用太长的时间。

　　2.课改十年盘点：农村领先城市

　　包括杜郎口中学在内的许多农村学校，之所以能在新课改方面取得成绩，多是由于现实环境所迫。相较于杜郎口中学而言，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二高有着太好的办学条件。

　　新课程改革自2001年启动以来，迄今已十年。

　　有参与到这场改革的教育界人士发现，近年来各地陆续涌现出的新课改典型，多是边远农村地区的薄弱学校，比如山东杜郎口中学、山西绛县中学、内蒙古乌丹五中等。反而是曾被视为基础教育金字塔尖的一线城市老牌名校，却鲜有锐意改革者的身影。

　　为什么课堂教学改革，总是那些条件和生源都很差的边远农村学校做得好？城市中学，特别是城市重点中学怎么就做不了改革的示范学校？怎么在教育改革方面，总是农村学校领导潮流？

　　“杜郎口中学的改革，是从崔校长本人对学校处境深刻了解前提下，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正像他说的那样，你不改也死，不如横下心来试试，兴许能杀出一条活路。”有熟悉杜郎口中学改革进程的教育部官员表示。

　　“1997年我来这个学校当校长，当时有个背景，我这个校长再改变不了，学校就会被撤并。”崔其升说。

　　那时的杜郎口中学，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农村薄弱校。师资力量非常匮乏，有一多半的教师不是师范院校毕业，相当一部分教师是从小学调过来的。这样的教师水平，很多学生说听不懂老师讲的，“因为好多老师自己都没弄明白”。

　　所以，杜郎口中学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大大压缩课堂上教师的授课时间，由过去的“满堂灌”改为“35+10”模式，即老师上课时先讲10分钟，剩下35分钟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学、自己讲。后来有一段时间，甚至推进到“45+0”，完全不要老师来讲。而从让学生自己做“小先生”开始，崔其升逐渐总结出一套“三三六”的自主学习体系。

　　“我一没有高深的理论，二没外出参观学习。我们的教学改革，就是基于学校现实，为了改变当时的被动局面。我们的每一步改革，都是针对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根据学校当时的条件进行的。”崔其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有学者认为，学校推行课程改革的动力一定源自本学校的现实情况，基于包括学校校长、教师在内的共同体产生的对于改革价值共识的认同。

　　“你看别人的改革经验很激动，但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认同？你的这个认同是不是与自身成长的经验相结合？你的学校生存发展有没有面临危机？没有内在认同、没有生存发展的危机，学校怎么会有主动改革的长久动力？”上述学者表示。

　　的确，包括杜郎口中学在内的许多农村学校，之所以能在新课改方面取得成绩，多是由于现实环境所迫。相较于杜郎口中学而言，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二高有着太好的办学条件。

　　一座重点中学的课改进退：改革是逼出来的

　　以学校人员配备为例，该校建校之初就按“名校办新校”方式，从同城其他几所“牛校”抽调骨干力量组建而成。

　　现任校长邓世平，此前是深圳实验学校（深圳排名前三甲的名校）的副校长；任课老师也多是其他重点高中的老师，另外学校还从全国择优招聘了多位名师，学校仅特级教师就有7名。

　　而在硬件方面，深圳市也是出手大方，财政大力支持。深二高在建的一个学生艺术中心，投资额就达到1.4个亿。

　　深二高如此优渥的办学条件，对于杜郎口中学而言简直不可想象。“你们这么舒服，还有什么改革的动力？”中央教科所副所长田慧生研究员反问道。

　　还有老师将学校推行新课改不利，归咎于高考升学率的束缚。

　　“市里面掏了这么大一笔钱，教育局给学校的定位起点也很高，如果学校在升学率上有什么闪失，是说不过去的。”上述老师表示。

　　类似的情况，在深圳教育界有过前车之鉴。

　　曾任深圳中学校长的王铮，任内七年推行旨在培养学生个性和素质的改革，深受学生欢迎。2009年，作为全国唯一的学校代表，还在“全国课程改革经验交流工作会议”上发言。然而，由于深圳中学的高考升学率从全市第一落到了第三，遭致很多人不满，王铮被迫离开深圳中学，其推行的改革在后继者手中也多有被喊停。

　　“升学率只要掉下来，上级压力、社会压力、舆论压力，甚至学校内部老师的压力，就全都来了，”张翔说。因为老师孩子一般都在自己学校，他也不愿意把升学率搞得太低影响自己孩子考大学。

　　无疑，优质高中推行课程改革，升学率成为一根不可触碰的红线。

　　深二高副校长鲁江在一篇名为《关于新课程背景下课堂教学的反思》的文章中也写道：“显然高考的压力使课改成为老师们带着镣铐的舞蹈、是在刀尖上跳舞。看来，只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在新课改中迈出坚实的步伐。”

　　对此，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过多地强调高考升学率对课程改革的掣肘，是很多校长、局长们不思进取的“一个借口”。

　　这位学者举了个简单的例子：中国高等教育早已没有升学率的考核压力，但中国大学的课堂教学这么多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老师满堂灌，一本讲义用十几年，学生考前突击背笔记，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3.“新课改特区”

　　“过一阶段之后，国际班的开设将在潜移默化中对这所学校发生影响，”有学者表示，“这就是所谓的‘一校两制’的倒逼机制。”

　　深二高的“小步舞”如何跳下去？

　　在张翔看来，当学校推进课程改革面对各方利益撕扯之际，不妨先从试点开始，“可以先搞一两个班来示范，尝试建立新课改特区”。

　　他构想的改革方案是：在全校高一年级选择一两个试验班进行新课改试点，这些班级不能是所谓的“尖子班”，因为必须要有一个相似的平行班级可以跟它对照，试验才有价值。

　　同时，在全校公开招募有改革冲动的老师当这个实验班的老师，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组成教学班子。这个教学班子应涵盖所有科目，不能仅仅是个别科目的老师参加。

　　据他估计，学校里应该有一些年轻老师愿意尝试，因为他们身上“没那么多包袱”。

　　在这个试验班上，可以充分借鉴杜郎口中学等学校的成功经验，依照新课改的要求进行课程设置、老师讲授，充分发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利用学校现有的科研处的力量，持续跟踪试验班的进展，给予必要的理论指导及调研，同时还可起到纠错作用。对于这样的试验，设计者自认成功把握性非常大，“搞个一年左右，效果基本可以看出来”。

　　对于张翔的改革设想，一直在推动新教改的相关人士表示“乐见其成”。

　　教育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学校，即便管理者有迫切的改革愿望，然而老师中有不少佼佼者实际上是现实不合理教育现状的受益者，甚至他们本身就是不合理教育的重要推手。

　　因此，要教师团队对改革形成集体认同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主事者多会遭遇很多障碍。这时，校长的课程领导力、学校的管理文化、教师团队的专业发展、家校合作以及社会舆论环境的引导等等，都将面临重大挑战。

　　学校启动重大的涉及每一个教师、每一个课堂的教学改革，往往不宜操之过急，往往需要的是润物细无声，需要的是渐渐的量变。

　　“量变一旦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它的后劲，它的成效，有时候会超乎你的想象。”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刘坚教授在一次讨论新课改的论坛上说。

　　除此之外，现在，城市中学特别是城市重点中学纷纷在内部开设国际班，这样的举措对其自身的改革，亦有推进之功。

　　深二高就专门办了一个出国班，让有志于出国留学的学生，能够尽早转换学习轨道。学校开设这样的班可能有多重动机，比如从经济收入因素，或是替部分学生寻出路，但毋庸讳言，国际班的存在对于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有些触动。

　　“可能开办国际班头一两年还看不出来，但是过一阶段之后，潜移默化中对这所学校发生了影响，”有学者表示，“这就是所谓的‘一校两制’的倒逼机制。”

　　既去过杜郎口中学也见识过国际班的张翔觉得，将课堂还给孩子充分发挥他们能动性的新课程改革，其大方向是绝对没有错的。

　　“这个大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以后就是看谁走得比较漂亮，不见得是走得多快。”他信心满满地说。

　　（文中张翔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