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式的问题

　　文/苏小和

　　对经济学或伦理学领域的读者而言，在余英时的诸多命题中，“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非常醒目。余先生非常看重这一论题，他力图寻觅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因，其方法论被称为“韦伯式的问题”。

　　我们熟知余英时先生倾力研究钱穆和陈寅恪，但其沿着韦伯的学术范式，系统地思考儒家伦理与商业关系这一命题，却鲜有关注。

　　在我看来，一方面，这的确是余英时学术的基本走向之一，他比较性地研究韦伯，试图对中国儒家伦理精神进行合理诠释和重构，把自身从钱穆、陈寅恪等中国古典文人的范式中抽离，开辟现代知识分子的新思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对现代商业的发展究竟有何作用，是时下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孜孜以求的课题，余英时应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人。

　　在余英时看来，韦伯的理论贡献在于：指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原因，即一种文化背景的因素，这就是所谓的“新教伦理”。显然，余英时注意到了新教精神中的勤、俭、诚实、信用等美德，也注意到了新教伦理鼓励人们以钱生钱，但赚钱既不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赚钱是一种“天职”。这样的精神似乎是非理性的、奇妙的，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余英时发现人们在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有意思的是，余英时还将韦伯思想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比较。他指出韦伯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理论，不可硬套于中国历史研究。然而，韦伯的理论又和马克思的一样，“其中含有新观点与新方法”，足以启发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

　　在此形式下，余英时试用韦伯观点对中国历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问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宗教对商业活动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具体是哪些方面？

　　余英时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传统宗教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韦伯却竭力说明：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无法导引出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

　　若急于对余英时的上述结论做评判，难免武断。不过，我们在肯定余先生提出问题的同时，似乎能看到他论述的漏洞。比如，韦伯论述的新教伦理，前提是基督教信仰，是一种为西方多数人所接受的圣灵范畴；余英时提出来的儒家精神，前提仅仅是一种道德判断，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反复讲解的社会价值观。两相比较，差别甚大。余英时借用了韦伯式问题的因果链，却在无意识中把前端性的基督教信仰置换成中国式的道德教材，如此推论，当然与韦伯的结论相反。

　　无独有偶，亚当·斯密也对中国的商业发展有过论述，其观点先于韦伯，却与其类似。在《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斯密说，“中国似乎长期停滞不发展了。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曾对它的耕作、制造业以及众多的人口作过详尽的描述，然而它们与今天到过中国的旅游者的描述还几乎相同。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的许久以前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许可达到的程度。”

　　余英时与亚当·斯密和韦伯的结论如此不同，让人深思。我们注意到了余英时深厚的中国文化意识，他曾不只一次谈到中国特色，要避免西方中心论的预设。这反映出余先生的比较性视野，也或多或少透漏出其对中国本土文化略带偏执的热爱。

　　那么，余先生是否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像他曾经的论争对手季羡林一样，掉进了文化爱国主义的陷阱呢？

　　或者，我们再大胆怀疑一下，是否余先生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文人趣味过多，对圣灵的仰望和经济学意识就少了一些呢？如此怀疑，似乎打开了另一扇门。我们相信，发展了钱穆和陈寅恪的余英时，肯定也能接受我们的怀疑，并发展他的理念。只是我们更加焦虑，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又有谁能接过余先生的命题，让其“韦伯式问题”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