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应是共享式利益博弈构建公车改革与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和互利传导机制是当务之急刘晓忠

　　特约评论员 刘晓忠

　　近日，杭州市政府相关部门表示两年来车改使政府节约了3442万元公务交通费用，而部分市民则认为给公务员发放定额车贴方式有公车浪费合法化之嫌。应该说，杭州车改两年来成绩突出，如公车数量从1200辆缩减至400辆左右，削减公车费用3442万元；因此争议集中在向不同级别公务员发放300-2600元的车贴，即局级公务员高达2600元的车贴过高。

　　坦率地说，公务员货币补贴过高问题一直是各地公车改革饱受争议的话题，即各地在公务员车贴标准上缺乏透明度，且大都主要依据行政级别等确定车贴标准，客观上容易致使公车消费货币化变相为公务员福利，而出现公私失范之嫌。不过，政府与公众的分歧之处在于公众倾向于按照具体的公车直接消费来权衡公务员车贴；而政府对车改的成本收益核算更倾向于综合成本，如公车购置、护养、专职司机和管理等综合成本。

　　我们认为，车改是当前具有较强改革动力和共识的领域之一，是公众、政府和公务员三大利益主体基于自利基础上的利益博弈。纳税人希望借助公车改革等提高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节约行政成本，使更多的财政资源直接用于民生等公共服务项目，同时为政府降低税负提供可能空间；而政府，在当前地方政府负债率高企和人口老龄化加剧地方财政支出性贫困等下，有限的财政收入使政府越发认为压缩公车支出等是必须的。

　　与此同时，公车改革也不可能无视公务员群体的自利诉求，否则改革将难以有效推进。公车改革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不显著降低公务员公车消费标准，一是把隐性公车福利显性化，成为能量化的公务员收益。鉴于各地车改都取消了公务员的公车专用性，改革的阻力较大，向较高级别的公务员提供较高车贴既可提高其对车改的积极性，又可缓解其消极怠工而降低行政效率；因此适度的高车贴有用利益换取改革支持的交易性。事实上，导致公车支出高的关键是现有公车体系中的高运营成本，给予行政级别较高公务员相对较高车贴若能促进公车体系的市场化运作将节约公车支出综合成本，是双赢的；而公众对公务员车贴过高的质疑在于，政府车改节约下的成本并没给公众带来福利改善。

　　当然，包括杭州在内的车改在车贴发放上明显缺乏激励相容性；而若车贴在确定年度总额下能细分成基础车贴和激励车贴，即所有公务员的基础车贴综合行政业务特征设定为每月300-600元，然后按月度、年度等考核公务员的公车消费绩效，剩余的车贴依据考核结果变成绩效车贴，既打破行政级别分配格局，又客观上有助于激励公车消费的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