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R：从三重底线义务向三重价值创造跨越

　　刘琼

　　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黑砖窑、拖欠工资等恶性违法或严重违反道德底线的问题时有发生，是公众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背景，因此公众很自然地希望通过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遏制或杜绝丑闻事件。

　　不过对于杜绝社会丑闻而言，空洞的道德说教能够比法律更有效吗？社会责任强调的只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吗？

　　破解“弗里德曼咒语”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终其一生都坚持一个著名观点：“企业唯一的且仅有的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的同时，尽可能地赚更多的钱。”

　　这一观点影响深远，至今国内有不少著名学者还称其为“弗里德曼的名言”。厦门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伟阳却称之为“弗里德曼咒语”。客观地说，弗里德曼论证逻辑思路本身并无可非议，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核心是要求企业行为对社会负责任，由于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企业作为“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利行为会自动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弗里德曼的论证逻辑只是一种经济学的假定，即将企业视为纯粹的生产函数，将企业运行过程视为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才推导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而这与现实的企业与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有着重大的区别。

　　他认为，“弗里德曼的逻辑论证只是一种经济学的假定，即将企业视为纯粹的生产函数，将企业运行过程视为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才推导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李伟阳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必须按照弗里德曼的论证逻辑从根本上破解"弗里德曼咒语"。

　　李伟阳认为，企业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内嵌于企业运行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而是丰富的社会交往关系。因此，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或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式与途径，从来都不只是依赖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或通过纯粹追求利润而实现。

　　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人对于企业而言不过是人工成本，是账本上一组冷冰冰的成本数据。一个反例是，此前的“富士康十四跳”事件后，有调查组前往检查，发现富士康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员工待遇，不论是工资，还是吃住条件都普遍优于同类型企业，社区、政府关系也都不错，环境问题似乎也无可指责，总之在此前社会责任理解下，算是优等企业公民。

　　但是富士康员工为什么接二连三毅然决然地跳楼了呢？李伟阳认为，这正是因为富士康没有充分认识到员工的“社会人”属性，将员工与社会彻底隔绝的工作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他们变成了生产流水线的一部分，从而使其员工在心理认知上不自觉地就将自己贬低和异化为物。

　　所以，“破除‘弗里德曼咒语’是从认知角度防止富士康‘十四跳’类似悲剧重演的重要基础。”李伟阳说。

　　“后发劣势”到“后发优势”的关键

　　回顾中国社会责任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众多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推行“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而对东南沿海众多中小企业进行“责任验厂”，当时中国社会激辩社会责任是否为“贸易壁垒”，蓝色壁垒（劳工）或绿色壁垒（环境）。

　　直到2006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在第五条明确规定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国家电网公司发布的我国企业首份社会责任报告等事件，使得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摆脱了单纯的“贸易壁垒”理解而正式进入探索实践阶段，并且开始成为国家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它真正为民众和媒体所熟知与广泛传播，则主要缘于两方面契机：一是2008年全民抗击汶川大地震极大地激发了国民捐赠意识，企业社会责任也因捐赠，特别是“王石捐赠门”而被社会广泛关注；第二，丑闻事件层出不穷促使越来越多的社会目光投向企业社会责任。

　　但是，这两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观的认知与根植始终是“双刃剑”，一方面确实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公众对它的理性认知。

　　“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要从三重底线义务上升到三重价值创造。”李伟阳说，“尽快促成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包括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要发挥作用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它需要社会和企业进行哪些变革等。增进社会理性是确保未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持续健康发展，切实变社会责任发展的‘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的关键。”

　　就责任领域而言，1997年，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最早提出了三重底线的概念，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分为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经济责任也就是传统的企业责任，主要体现为提高利润、纳税责任和对股东投资者的分红；环境责任就是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就是对于社会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责任。

　　但在李伟阳看来，不仅如此，只有科学的社会责任观，才能推动全社会创新探索基于社会价值创造的更优企业行为方式，推动全社会思考更优的基础法律框架和企业治理机制安排，从而全面推动企业创新管理模式，并不断催生出为支撑新的企业管理模式所必需的思想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