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率会让我彻夜难眠

　　杨燕青 严婷

　　——专访突尼斯央行行长穆斯塔法·卡迈勒·纳布利

　　接触全球的央行行长多了，才发现几乎每一位央行行长都首先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中东北非政治动荡的发源地——突尼斯的情况也是如此。穆斯塔法·卡迈勒·纳布利（Mustapha Kamel Nabli），这位在2011年政局动荡后临危受命的央行行长，曾经是世界银行的高层官员，也担任过突尼斯证券交易所的主席。

　　和大多数央行行长一样，这位行长深谙本国和全球经济全景，长于各项政策的组合和运用。有意思的是，拥有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纳布利，显然未受到美国式货币政策思潮(倚重利率政策，同时认为利率政策和宏观稳定政策应分开实施)的影响，他坚定地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是“一整套政策”。此外，经历政治剧变的他责任感深重，日前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极不想看到那些失业的人比以前更加愤怒”。

　　突尼斯的过去和未来

　　第一财经日报：在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突尼斯的排名比去年后退了8位（注：去年为32名，今年为40名），但是与其他发生政局动荡的中东北非国家相比，突尼斯的表现相对较好。你如何看待突尼斯今年排名的后退，以及相对其他中东北非国家较好的表现？

　　纳布利：对于世界经济论坛所作出的竞争力排名，报告本身对于突尼斯排名后退也做出了一些解释：他们担忧突尼斯国内的政治形势会拖累主要的竞争力指标，因此排名后退的主要原因就是政治不确定性。新政府及其未来政策都悬而未决，因此排名后退并不出人意料。

　　更有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突尼斯的表现好于其他一些国家。如果看一下突尼斯的政治过渡进程，就会发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政治过渡上相当顺利，我们有一个时间表，政治环境也开始稳定，人民的政治生活开始活跃起来。人们开始学着如何妥协并达成一致。尽管这一切还未完成，但这些进展都很明确，并且正在发生。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突尼斯有着良好的制度。因此在政治过渡期间，突尼斯的政府机构依然运转良好，公共服务并没有受到干扰，无论是通信、电力、医疗还是货币。人民和投资者都很欣赏这一点，他们正在等待着新一届政府。

　　日报：但另一个前提在于，突尼斯在政局动荡之前，也是这个地区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之一。在我看来，人均收入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建立制度的能力。

　　纳布利：不一定，例如利比亚的人均收入水平就高于突尼斯，但他们的制度建设能力并没有更强。但在突尼斯，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确实与制度能力相关，而且两者会良性循环、互相强化。

　　日报：整体而言，人们对突尼斯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和制度建设寄予了一定期望。在你看来，突尼斯的经济状况会得到好转还是会恶化？

　　纳布利：这里有一个矛盾，从基本面看，从长远来说，情况将会好转。相比过去，我们更加开放，拥有更高的可信度、更少腐败和更好的治理，这些会在长期内对投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因此，中期前景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对于短期而言，我们仍然面临不确定性。

　　日报：你对未来两年突尼斯的经济发展预期是怎样的？

　　纳布利：在短期内，我们面对一些不确定性。投资者还在观望，因为他们不知道最佳的投资时机；游客也犹豫不前，因为他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而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短期经济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将会受到拖累，因此我们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速将会非常缓慢，可能会放慢至2.0%~2.5%，低于此前预计的4%~5%。但是随着新政府更加完善，未来经济增速可能超过5%。所以眼下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一短期代价尽可能地缩小，并让经济尽快复苏。我们希望，随着选举的进行和社会整体的逐渐稳定，经济将尽快好转。

　　日报：当我们讨论中东北非发生的政治动荡时，人们经常会提到“无就业增长”和“不公平增长”。在你看来，什么是突尼斯这次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

　　纳布利：我会说，有三个原因是突尼斯酝酿并发生这次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首先，人口结构的变化让更多年轻人涌入劳动市场，而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与此同时，相应的就业岗位却没有增加，这导致了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幅攀升。

　　日报：为什么政府没有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纳布利：因为这很难解决。由于经济停滞不前，也由于存在腐败、糟糕的投资计划让企业不愿增加雇佣。但与此同时，应届毕业生却源源不断，导致毕业生人数要比新增就业岗位多出30%以上。在得到学位后，毕业生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但几年后仍然不得不接受失业的现实。因此面对这一状况，他们感到非常愤怒。

　　另一方面，突尼斯的腐败状况已经变得非常严重。腐败的程度很难确切估量，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你要得到一份工作，不得不花钱来买通关系。而那些没钱没关系的人就没有工作机会。所以腐败因素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愤怒情绪。人们越来越愤怒，并不是对那些受雇人群，而是对整个社会。他们看到富有的人变得越来越富有，而且这种差距日益明显。因此失业和腐败这两个因素相互关联。

　　第三个原因是新的科技发展，如网络和Facebook等等，新科技使得分享信息变得更加容易。人们轻而易举就可以组织各种活动，从而让事情变得可能。

　　我们正努力让央行更独立

　　日报：作为央行行长，你是否拥有足够的可选政策工具来应对突尼斯目前的宏观经济情况？

　　纳布利：我们的工具并非一应俱全。我们有一些工具，例如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工具和审慎监管等，但央行的工具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财政政策，以及超越经济领域的其他工具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事情都是由政治局面推动的。对于央行来说，需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维持信贷和金融体系的良好运转，银行业保持稳定，实体经济就能够得到充分融资。此外要鼓励投资。当然，需要做的还不止这些。

　　日报：作为央行行长，你如何定义本次危机之后央行应当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的协调方面。

　　纳布利：我认为央行的角色将依然不变，仍旧是维持广泛意义上的宏观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无论是从宏观审慎还是微观审慎监管的角度而言。今天如此，未来也依然如此。

　　日报：货币政策是与其他宏观审慎政策共同执行，还是分开操作？

　　纳布利：这是一整套宏观政策，它们之间也是互相呼应的。例如，利率政策并不独立于央行资产组合的质量，信贷扩张也不独立于央行资产组合质量，因此政策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日报：突尼斯央行的独立性如何？央行是否与财政政策能很好地协调？

　　纳布利：我们在努力。我们正在努力让中央银行变得越来越独立，试图能够让其完全独立。一方面当然要维持央行的独立性，但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央行不能与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其他政策相协调。

　　日报：如今，全球经济和全球权力格局正经历着一场至关重要的重新洗牌。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GDP总和已占到全球GDP的50%，但这些国家的金融业却只占到全球20%不到。这里有两点：第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第二，新兴市场的增长空间巨大，尤其是金融业。你如何看待？

　　纳布利：经济产出和经济增长推动力之间存在不平衡。新兴市场寻求新的增长引擎和创新需要很久的时间，但这确实在发生，而且毫无疑问，这样的趋势仍将持续。中国在科技、工程、金融等方面正在不断追赶。中国和印度的银行业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国际化，未来也将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大玩家。对此我并不担心。

　　日报：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正在发生权力转移。对此，你又如何看待？

　　纳布利：这种情况仍将持续，毫无疑问。这还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其背后的军事力量，这个问题较为复杂。不过在贸易和财富方面的经济权力转移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这正在制造一种新的平衡。我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新的平衡是有好处的。因为由少部分国家主导世界并不是一件好事，而拥有更平衡的力量总是好事。

　　日报：你认为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是否在国际组织中拥有了充分代表权？

　　纳布利：不，并没有，这并不公平。我认为这些国家应该得到更平衡的代表权，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包括IMF和世界银行。

　　日报：你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是否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金砖国家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纳布利：他们有这个能力，也应该如此。以前段时间IMF总裁的提名为例，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金砖国家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携手行动。他们应该一致行动，但事实上他们没有达成一致。因此金砖国家的互相支持和合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通过这场危机，他们应该采取行动增加他们在国际组织中的权重，这对于未来都将影响深远。

　　日报：作为一位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彻夜难眠？

　　纳布利：从突尼斯国内的角度来说，让我担忧的就是政治进程停滞不前，信心持续下滑，危机继续深化。这些问题是最让我担忧的。我们要确保金融体系在政治动荡期间依然能够良好运转，要维持人们对突尼斯经济的信心，金融体系要保护好人民的资产，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让我担忧的还有失业率，我极不想看到那些失业的人比以前更加愤怒，而经济恢复阶段也不能持续太久，因为一旦持续时间太长，人们就会丧失信心。我担忧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发生负面反馈效应。这是我最担忧的情景，不过目前来看我们的情况正在好转，并没有陷入这种负面反馈。

　　日报：放眼全球，你最担忧的是什么？

　　纳布利：从全球角度来说，我的担忧也大致相同。银行业陷入危机，危机全球化，然后我们都陷入衰退，再发生通缩，然后经济倒退20年。

　　日报：是否担忧政治失灵（political failure）呢？

　　纳布利：发生政治失灵是因为政治体系无法发挥效果。任何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政治体系无法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