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跑路经济学

　　无论是作为员工、债权人还是商业伙伴，你都需要懂一点老板的“跑路经济学”。

　　10月11日，在听到胡福林回国、公司即将复工的消息后，刘春明第一时间跑到了公司门口。但急于想进去打探消息的他，却被保安挡在了门外。

　　保安告诉刘春明，胡福林确实已经回来了，政府的领导和几个其他公司的老板，最近都忙着在里边开会。有了确切消息，就会第一时间正式对外公布，天天过来守着，也意义不大。虽无功而返，但刘春明还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之前半个月中，突然“被失业”的他，一直在为能否找到新工作犯愁。已经在信泰工作了8年的刘春明开玩笑说，“我把青春都献给了信泰”。

　　从最基层员工做起，在老板胡福林跑路之前，刘春明已经是信泰集团眼镜事业部的一名经理。但原以为苦尽甘来的他，做梦也没想到，好好的公司一夜之间就关门停产。

　　而好不容易晋升的职位，反而成为了他的负担。在市场行情并不景气的今天，温州很多工厂都在裁员，偶尔有招人的企业，需要的也是一线普通工人。像刘春明这样年龄偏大，又不能下厂干活的中层员工，反而成为最难“再就业”的一个群体。在公司停产之后，刘春明也成为了众多员工的“传声筒”，“好多员工都在向我打听老板何时回来，说回来了就告诉他们，再回来上班。”

　　9天之后，刘春明终于接到了“复工”的通知。虽然，目前信泰的6条生产流水线仅开工了1条，但有幸在复工后第一批上班的500名员工，都感到十分兴奋。刘春明用“劫后余生”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大家都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因此，所有人都比以前工作得更有激情，毕竟很多企业的老板跑了，是再也不会回来的。”

　　好老板，坏公司

　　在很多人眼中，刘春明的老板胡福林，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温州商人”。“不赌，不好显摆，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很有感情。”这是许多当地人对胡福林的评价。

　　最初有传言说“胡福林跑路”时，信泰的大部分员工并不相信。“当时，我们外贸、内销的订单都还有很多，起码要排到明年3月。而且，按照原有的计划，公司还准备在今年上市。”

　　更何况，就在胡福林出走的前两个月，信泰还给每个员工涨了300元钱的工资。9月20日，在跑路之前，胡福林还特别致电信泰集团的财务人员，要求尽快把8月份的工资发给工人。

　　虽然，当时信泰集团内部已有关于“老板要跑路”的传言，但第二天，刘春明和其他员工还是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办公室照常上班。他唯一觉得有些异常的是，公司大院里一下多了很多保安，而且都是他不熟悉的面孔。但是，忙于安排出货的刘春明并没有过多在意，还对同事说，“看来今年订单多，保安都不够用”。

　　但9月22日，院子里的保安越来越多，至少已有一两百人，并且，“大门口也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平常没有见过的人”，这让刘春明开始有些担忧“传言是真的”。9月23日，员工们终于接到了信泰集团所在的瓯海开发区管委会的正式通知工厂停工。

　　消息一传出，工厂立刻乱成了一团。员工们开始议论，自己还没领到的两个月工资怎么办，有人甚至提议上街游行讨要工资。而很多供应商和那些“平常没见过的人”，一下子都冲进了办公室，拣值钱的东西往外搬。

　　突如其来的变故，最终让刘春明确信，“老板真的跑了”。对他来说，两个月的工资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更担忧的是，他已经以“内部融资”的方式将自己的大半身家都投到了公司里。老板走了，这笔钱该怎么办？

　　在信泰，中层员工的工资并不高，做到了主管这一级别，每个月也就只有3000多元钱。然而，很多人愿意留在信泰，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额外的收入渠道——公司内部融资机制。主管及以上级别的员工，都可以把自己的闲散资金借给老板胡福林。“1万元起存，月息1分5。”按最初的约定，信泰每月会给员工返息一次。但多数时间内，返息的时间都会延长到一个季度，甚至半年。

　　不过由于公司一直以来的效益和信誉都很好，加之利息也比银行高得多，所以，刘春明一直都很放心把钱存在公司里。今年8月，刘春明还拿到了一次1500元的“返息”，但当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本金”会出问题。“我放进去的钱还不算太多。我的一个好朋友，放了10多万在公司。要是公司真的倒了，他也就跟着倾家荡产了。”

　　与刘春明不同的是，那几天，王秀珍更急着在信泰找“人”，而不是“钱”。 在信泰工厂停工后，王秀珍就开始奔波于信泰集团、开发区管委会和派出所之间。

　　几个月前，王秀珍的丈夫徐明刚刚升任信泰一个眼镜工厂的厂长，原本以为幸福生活就此开始的两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坏运气来得这么快。

　　王秀珍说，工厂停工的那天，很多工人都上街讨薪，生怕惹事的徐明独自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根本不敢出门。然而，9月26日，派出所还是以“配合调查”的名义，将徐明从家里带走了。直到10月8日，王秀珍也没再见到丈夫。

　　后来，在朋友的多方帮助下，王秀珍才打听到，徐明还被关在看守所里，罪名是“涉嫌煽动工人闹事，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关押期间，亲属不能探视。

　　这场无妄之灾打乱了王秀珍的整个生活。她说，每天晚上，小女儿都哭着要爸爸，她只能骗女儿说“爸爸出差了”。并且，王秀珍和丈夫也存了六七万元钱在公司里，公司若是破产，他们在温州“将无立锥之地”。

　　但如今的王秀珍已经没有心情想以后的事了，“等我老公回来了，我们也许会离开温州回老家。这次的事情让我身心俱疲，以后，我也不想再出来打工了”。

　　与刘春明和王秀珍的后知后觉不同，温州当地另外一些人，很早就收到了“老板跑路”的信号。

　　从8月份开始，在温州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就一直持续着以往难见的火爆状态。通常在车展上才能见到的保时捷、兰博基尼等豪车，在这里随处可见。

　　在温州二手车市场已经干了6年的黄宝新，凭经验就可以判断出，不少老板因为资金链吃紧，只好“贱卖”豪车套现周转。

　　黄宝新最近“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因为这个两个月“不仅好车、新车多，而且折价率普遍较高，过户也很迅速”。而以往，二手市场上有豪车出售，大部分并不急于出手，而是要等一个好价钱。但现在，交易速度加快了，买家看中一部顶级豪车，在价格谈妥后，一般当日就办理过户手续，最迟也能在第二天早上将手续办妥，深怕卖家因为债务问题车辆被查封。

　　“愿景”惹的祸

　　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登记信息显示，2010年，信泰还是区里的纳税明星企业。其1100多万元的纳税额，在全区至少可以排进前30名。而在整个温州眼镜业，信泰则是能跻身前十的企业。

　　不过，从2008年胡福林投资光伏开始，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家公司存在的隐忧。

　　2008年，国家鼓励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温州也开始鼓励当地企业投资新能源，信泰相继投入6亿元从事光伏产业。在投资新能源之初，胡福林曾胸有成竹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光伏愿景”：预计到2011年，产能达到600兆瓦，年收入70亿元人民币。

　　不过，胡福林的妻子却认为此举可能带来极大风险，曾不断地劝说胡要慎重。不过，自信满满的胡福林当时根本听不进妻子的劝告，而这最终导致二人离婚。不想，3年之后，胡妻一语成谶。

　　胡福林的运气，的确不好。从信泰进入光伏产业开始，光伏发电多晶硅的价格就从2008年前的70美元/公斤跌到55美元/公斤。紧接而来的欧债危机，又让低谷中的光伏产业雪上加霜。

　　此外，胡福林先后投资组建的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和温州中硅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的都是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据光伏相关业内人士介绍：“太阳能电池组件并非核心业务。这类工厂类似于加工厂，只生产电池配件和组装，国内少说也有几百家。”

　　在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黄建民眼中，信泰也并非是唯一一个“步子迈大了，扯着蛋”的企业。他见过许多“用1块钱的利润，做10块钱事”的温州企业。它们的逻辑很简单，新能源虽然风险很大，但收益也很高，很多人都愿意冒险一试。但终归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在信泰之前，平阳一个老板为了投资做光伏，借了很多高利贷最后却无力偿还，结果被放贷者绑架，逃跑过程中摔成了重伤。相较而言，胡福林已算幸运。

　　“我们通过太阳能光伏发出来的电，电费起码是三四块钱一度，但现在的工业用电也就1块多，民用电只有5毛多。不要说民用了，就是小一点的企业也用不起。”供需不匹配和产能过剩，让大量从事新能源的企业，都只能依靠着政府的补贴过日子。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补贴大幅减少了。

　　很多原来准备赚“快钱”的企业，最终发现，自己加入了一场终点遥不可见的马拉松，他们开始被迫从银行贷款、从民间拆解资金来勉强维持。

　　“这就像一场赌博，直到输掉最后一分钱之前，输家都只能继续下注。”2008年，当胡福林带着年销售额不到2亿元的信泰进入这场赌局时，他就已经注定无法成为赢家。

　　但即使在今天，胡福林当初进军新能源的愿望，依然不难以理解。传统制造业的利润率已大幅下滑，长期的微利甚至亏损经营，已经让众多温州传统制造企业心灰意冷。

　　在温州龙湾工业区，箱包工厂老板刘阔海，正在为来年的经营犯愁。虽然，今年的外贸订单已经排得满满的，但工厂的毛利率只有3%左右，加上原料上涨、人民币升值，他已经有点吃不消了。年初，他曾想转做品牌走内销，但由于国内普遍存在拖账和经销商压榨的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后，刘阔海最终还是放弃了。

　　目前，箱包工厂的生产仍在继续维持。但门口的招工牌已经挂了好几个月，却一直无人问津。上个月，刘阔海曾亲自带人到附近几个大型人才市场招人，但听说只有2000多元的工资，很多人掉头就走。而这已经是刘阔海能够给出的上限了。“要是明年效益还起不来，我也只能把工厂卖掉了。”

　　盯紧他的钱袋

　　当然，信泰并非“没有金钢钻敢揽瓷器活”，2011年之前，唾手可得的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从没有让胡福林感到自己缺过钱。和胡福林一样，在融资极为方便的温州，很多老板更关心的都是“资产规模”，而不是“现金流”。

　　一位温州当地银行业人士回忆说，前几年像信泰这样的企业，银行是追在屁股后边抢着放贷。胡福林甚至曾颇为得意地对朋友说：“以往过年，都是企业家去给银行拜年，现在，是银行追着来给我拜年。”

　　当时，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企业手上，能够贷款给信泰的，几乎都是国有银行和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像温州银行这样的地方性银行，都只能跟在这些“大哥”身后捡漏。胡福林跑路后，对信泰债务的清算结果显示，信泰欠银行的债务高达8亿元，仅中国银行一家，就有2亿元之多。

　　2011年下半年，随着银根收紧、贷款利率上浮，多家银行在考量了信泰的资金状况后，开始担忧贷款到期后信泰无力偿还。“银行也担心年底会产生大量的坏账，因此，开始有意地压缩了贷款规模。最终，一笔仅仅6000万元的贷款，就成为了压倒信泰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保证资金链不会断裂，胡福林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来保证旗下多个产业的正常运转，这也被外界视为导致胡福林跑路的直接原因。不过，在许多温州商人看来，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在胡福林回国后接受采访时，他自己坦言，“到底从民间借了多少钱，已经记不清楚了”。

　　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邱世枝律师，2010年曾组团带着50亿的资金南下台湾，试图参股台湾银行，被誉为“温州资本的引路人”。在他的印象中，从温州民间筹集50亿的资金，并不是什么难事。当时，在他去台湾之前，就有老板对他称，“只要把团定下来，一个晚上就给他40亿”。

　　前几年，邱世枝还参加过一个曾经是温州贫困县的项目开工仪式。当时，县里的一个老板告诉他，这个投资1个亿的项目只是一个小Case，因为类似的项目在当地有不下两三千个，且全是依靠民间投资。

　　在邱世枝看来，由于实业的利润已经非常薄，温州企业早已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企业本身没有多少利润，最大的作用是成为一个融资平台。随着股市、房市这些传统的投资渠道开始萎缩，政府又缺乏相应的疏导，最终才让温州民间近8000亿的资本如同困兽般，只能四处乱撞，最终头破血流。

　　“2008年金融危机对温州的影响不大，跑的老板也不多。因为当时最主要的影响是外贸订单减少，但投资没问题。然而，一旦投资渠道出了问题，温州受的影响就大了。”

　　因此，邱世枝近期一直在呼吁，“建立一个民间金融蓄水池，专门用来浇灌干涸的田地”。“这个钱不要用来开发铁路或者投资其他方面，就用来帮助企业。”在邱世枝看来，只要国家的金融政策能够放开，民间资本能够得到合理的疏导和运用，很多问题就都能解决。

　　被拯救的“明星”

　　随着媒体对“胡福林跑路”事件的密集报道，信泰，从一个普通的眼镜企业，一下子成为温州经济的代言人，胡福林本人也成为了当地“最知名”的企业家。为了让这家“明星企业”浴火重生，在政府的强势主导下，一场新的“拯救大兵瑞恩”行动正在进行。

　　从胡福林出走开始，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负责人王建国，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那几天，开发区每天都会有三四个企业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他总要扮演着救火队长的角色，奔波在各个“火灾”现场。

　　正式通知信泰停工的那天，王建国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帮助企业安抚员工和债权人。在最初的一周时间内，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还垫付了企业拖欠的600万元员工工资，也一一登记了信泰所欠的供应商款项。

　　在当时的王建国看来，信泰的问题，说到底只是企业的个体行为而已，政府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更多的还是要靠企业自身来解决。“信泰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它自己的多元化扩张导致资金链过紧，今年银行信贷一收紧，整个供血系统就出了问题。让开到200码的车一下子刹到60码，不翻车才怪。”

　　最初，王建国并不相信胡福林会回来，也觉得没有人会投入几亿元来拯救一个不相关的企业，而政府“肯定是不会直接出钱拯救企业的”，信泰唯一的出路就是破产清算。

　　但之后，温州市政府适时出手，信泰的转机来了。

　　9月27日，“温州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9月28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10月8日之后，温州市政府还组织25个工作组，进驻25个市级银行业机构，要求银行机构不抽资、不压贷，防止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

　　而在胡福林10月10日回国后，温州官员又立刻组织了7家银行召开会议，要求各银行在信泰集团贷款到期后，在两个工作日内予以续贷。如果银行擅自抽贷、停贷或者延贷，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将予以责任银行必要的处罚。

　　在信泰获得政府“力挺”之后，多个眼镜业同行也纷纷通过不同的渠道表示，他们愿意支持胡福林，出资支持信泰重组。而那些最初曾“攻占”过信泰的债权人，也主动打电话给胡福林，表示有意继续投资“新信泰”。

　　对于刚刚上任温州市工商联合会主席不到一个月的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来说，上任伊始的头等大事就是信泰重组。在王振滔的牵头下，由工商联下属的企业一起成立了专门的“帮扶基金”，甚至还组建了专门的担保公司来帮助信泰重组。

　　而从10月20日开始，信泰集团板材部已恢复正常生产。虽然，信泰的债务处理方案和具体的重组方案还没有对外公布，不过，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曾经站在悬崖边上的信泰，俨然已开始奇迹般地重生了。

　　当然，并非所有处境艰难的温州企业，都能像信泰一样幸运。“信泰毕竟只有一个，像我们这种一两百人的小企业，生死都只能靠自己。”刘阔海说，在他的工厂旁边，就是前不久老板跑掉的巨邦鞋业，门上的铁链早已锈迹斑斑，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也满是灰尘。“像这样的小企业，只能是自生自灭，关了门就再也打不开了。”

　　“跑路经济学”

　　各界的“热情”，最终促成了胡福林的回国。

　　10月10日，在出走20天之后，回到温州的胡福林接受了当地官方媒体的专访，给出了一个“交代”。而他的心路历程，亦生动地解释了温州老板的“跑路经济学”。

　　“我们企业近几年一直在谋求转型，希望更多从事附加值高、利润率高的产业。在转型过程中，这两年资金投入很大，像太阳能这块的技术力量投入，眼镜这块的品牌投入，连锁店的投入，团队的搭建，都花费了很大一笔费用。如果政府在转型中能给我们政策支持，银行能表态对贷款资金不轻易抽贷，那我们就会有信心做下去，不然，就是转型转一半失败了。”胡福林如此表达了一家“转型期”企业的诉求，也直接验证了外界对信泰“盲目多元化导致资金链紧绷”的判断。

　　虽然，胡福林称，“这个事情出来之前，我们的资产是抵债的，够用的”，不过，“资产”和“现金流”显然不是一个概念，“银根紧缩下，银行和民间借贷每天在抽资金，信心就没有了。跟我互保的企业，当时也觉得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一传出我走掉的消息，我自己心里也更慌了，与我关联的、互保的企业也受到银行各方面压力，心里都有恐惧”。

　　显然，当时的信泰虽没有“资不抵债”，但“资金链已经断裂”。“其实只有几千万，是银行马上到期要还的，而且银行续贷要审批过程，就周转不过来了。在我走的前一天，都在还银行贷款。”

　　而在“现金流”枯竭之后，信泰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更大的逼债压力。当时，外界传闻，信泰拖欠的债务高达20亿元之巨。“我自己也在算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估计是把集团总部加下属企业，控股的、参股的、关联的、担保的企业这部分贷款统统加起来，我自己没算过。信泰的关联企业有十几家，还有下属企业，它们全部的担保贷款，再把还没到期的供应商货款也算进去，确实牵连的面比较广。”胡福林说。

　　最终，胡福林决定出走。“我当时去美国，是临时决定去的。买好的机票是9月20日出发，回程是10月5日。当时公司资金有些困难，我想去美国找一些朋友寻求帮助，另外美国有一些客户还欠着我们的债，我想过去沟通一下。下飞机的时候，朋友就说温州那边已经在流传说你出逃了，银行、债权人都上门了，你还是留在美国看看有没有处理的办法。面对这种突发事件，我们真的没有经验，当时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时至今日，他已不愿意承认自己当初是“跑路”。

　　在“出走”期间，胡福林一直在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我最怕关联企业受影响，一直和他们保持沟通。如果不是温总理到温州，政府部门有这么一个表态，我估计关联企业中有几家可能会倒下，因为当时它们的资金已经很紧了，真的很紧了。”

　　回或不回？身在美国的胡福林内心纠结。对于经营这么多年的信泰，胡福林“肯定有感情，企业几十年经营下来不容易”，“其实我人在美国，心还在温州，等着事情有变化再回来”。当然，如果“没有变化”，胡福林可能就不会回来了。

　　而最终，“温州市政府、瓯海区委、工商联、眼镜协会也一直在跟我沟通，愿意抱团帮助。包括关联企业、债权人也一直在和我们沟通，让我回去通过重组等手段解决困难。前段时间温总理来温以后，整个形势和我出去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方面来看，都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胡福林如此解释他归来的动因。

　　“政府、行业协会、工商联都对我回来表示大力支持，银行也表态继续支持我们企业，我心里觉得有了靠山。原来是一个人在战斗，现在背后有一大帮人在支持我，想法就不一样了。有信心，离恐慌就远了。”政府的力挺，最终让胡福林看到了重新盘活信泰的希望，或许，这也是他“归来”的前提。目前，信泰的重组方案仍在协商。

　　10月10日，在信泰风波逐渐平息之后，王秀珍终于见到了分别半月之久的丈夫。目前，他们夫妻二人的打算是，在拿到自己放在公司的钱后，就离开温州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至于未来是否还会回来，王秀珍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