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官的事实（法眼）

　　

　　

　　【新闻背景】

　　中青报消息，11月8日深圳市一名社区治安联防队员涉嫌强奸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为跟踪这条新闻，多家媒体找到受害者家，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逼问事件经过，并夸张报道受害女子的丈夫杨某窝囊怯懦等。媒体的表现受到非议，《江淮晨报》就此对受害人和读者道歉。另据《钱江晚报》报道，由于被部分媒体和网络指为“通奸”，传言女受害者再次割腕自杀。

　　一下子想到阮玲玉。可受害人王某还是与阮玲玉不同，既非大明星，也非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不过是“无拳无勇”的刑案被害者。被媒体曝光的风险，既非其生活必需的一部分，也非因其自身男女关系纠纷所引发。既然阮玲玉都说“人言可畏”，那么，对王某及其丈夫杨某而言，平静地独处该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现在有媒体道歉了，所谓道歉，不过是给人深深一刀后，再在伤口上贴几枚创口贴。如此，却足显其良心，也可从此事中撇清了。轻浮的媒体已然低下了头，我们还要它们怎样呢？

　　道歉是不够的，还要检讨，为什么报道从“联防队员”转向“窝囊丈夫”，是别有用心的人在转移视线，还是因为这个话题更刺激，更挑战伦理、更非难人性？如果关于“联防队员”的报道还能让人联系起“扒粪者”这一令人尊敬的称谓，那么“窝囊丈夫”的论调却让人想到爱谈人是非的“老虔婆”，让人想起“三寸丁谷树皮”之于潘金莲，花一块钱买份报纸或点点鼠标就可以做男版的“老虔婆”，对照着杨某，觉得自己才是做男人的料。

　　由此亦可见，仅仅让媒体检讨很不够。媒体，其实是跟着舆论走的，心底里缺乏勇气，骨子里也是“怂人“一个。事情一旦曝光，剩下的事情自然难以收拾了，“联防队员”的称谓已经是春秋笔法，“窝囊丈夫”的谥号则犹有些诲淫诲盗的意思。问题是，事情怎么会曝光的？鲁迅在阮玲玉自杀后曾撰文说：“记载大抵采自经官的事实，却也是真的。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几乎大半是官司已经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消息的最初来源往往是官方，深圳此案大约也脱不了这样的干系。

　　从案情来看，其曝光的理由似乎正当，但未必纯洁。因为行凶者是“联防队员”，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倘不及时交代，少不了舆论的口诛笔伐。所谓交代，当然是要将案情尽快弄清，向社会公布，同时明确其临时工身份，强奸系个人行为，最要紧的是与组织无关。且不看这样的交代是否能得出与组织无关的结论，就是这样急于交代，已经把被害人王某和杨某也搭进去了。

　　这样做，对部门、对长官是负了责任，可是对被害人甚或是对案件本身都不可谓负责任。案件刚刚进入侦查阶段，不过是具备了刑拘的条件，即便是定了性，也还没有定罪，即便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的律师按照法律规定，也只不过刚刚了解了罪名，能有条件地与犯罪嫌疑人接触。偏就这样，一起强奸案件的七八成内容居然还都公之于众，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即“通奸”）都开始影响视听了，此时法律已变得苍白无力。荒唐！

　　不过是吃定了杨某“窝囊”、王某软弱。倘若此二人是达官贵人乃至泼妇刁民，不要说一起强奸案，便是风化案，也要慎之又慎、反复掂量。现在的一些媒体常说“不会写了”，一些官员常说压力大了，自我标榜为弱势群体。其实，正是要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才可以变得毫无责任，无所顾忌。这些记者与官员虽则有时也忍气吞声，却也总有机会抖抖威风。那些不曾发出声响的沉默的大多数便成了他们寻找灵感、转移压力的去处，而杨某与王某只能当做吃哑巴亏，他们是无处喊冤的了。

　　经过这件事，我们至少可以再一次知道，普通人“一旦被迫因负面信息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将受到严重伤害”（普利策奖获得者安东尼·刘易斯在评价一起类似案件时如是说）；我们也可以再一次知道，切不可让一些记者或官员感觉到压力或痛苦，否则又有人要遭殃了。这可能真有些困难，因为近来一些如甘肃成县的猥亵案、四川蓬安的强奸案都很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