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黄树森：大学生翻墙看戏，就有希望了

　　本报记者 李怀宇

　　美国《时代周刊》曾经评述20世纪两位中国大使，在世界上成功地推销中国，宣传中国，一位用雄辩动人的词藻，一位用自己的声音和优美的形象：一个是宋美龄，一个是梅兰芳。这两个人把中国的文化、东方的智慧传播到西方世界去，所以他们是两个中国形象的大使。著名文艺评论家黄树森2006年在一篇文章中预言，这“第三位大使”就是蜚声中外的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救危图存，在美国、欧洲，海峡两岸演出的成功所引起的轰动，使一个世纪以来破碎的、微弱的文化认同重新组合，发出异彩。这就是白先勇的文化范式。

　　在青春版《牡丹亭》发展的后半段，黄树森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义工。他认为白先勇打造青春版《牡丹亭》，是一次文化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的积累。他把它叫做一个平行四边形，即：以“集体记忆”建构，使命感点穴、“古典为本，现代为用”；文化事件与文化人捆绑；主事者、组织者、制片人、经纪人合一的“知识主管”。

　　“一个戏救活一个剧种”

　　时代周报：历史上昆曲曾经很辉煌，为什么后来会衰落？

　　黄树森：一个剧种的兴衰，跟一个时代的转换和这个剧种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还跟文化人对它的扶持很有关系。因为一个剧种的发展，牵涉到它的剧本、剧目能不能适应时代的变迁和观众的关注度。传统的剧种都面临能不能走向现代、走向大众的问题。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剧本，一个是观众定位，能不能适应现代的传播和大众的口味，运营、演出能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转型的观众的胃口。剧场的变化、时尚或者其他艺术革新的冲击，都会给戏剧带来危机和困境。要走出困境，必须用自己的改革去适应这个变化的时代。昆曲也面临着这种困境，上世纪50年代，昆曲《十五贯》以后，当时说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但是昆曲并没有在救活以后继续向前跨越式地发展。

　　时代周报：昆曲经历过几次浮沉，在1949年以后出现过什么样的变化？

　　黄树森：时代转型以后，有一些是剧目的原因，有一些是观众的原因，有一些是欣赏习惯的变化，还有就是文化的纯粹意识或过度意识化。昆曲《十五贯》后来搞不下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政府光作为一个国粹来扶持，但是一个剧种，要几代的人都喜欢，自觉地买票去看，还需要有别的革新。中国还有政治对文化的折腾摧残、政治驾驭文化的问题。弦歌之声，很难兴于乱世。当政治运动来的时候，死人的东西不行、鬼戏不行，《四郎探母》有“卖国主义”的问题，《海瑞罢官》有影射政治的问题，对历史剧的批判，导致了倒退。

　　四百年风雨不倒

　　时代周报：何谓“白先勇的文化范式”？

　　黄树森：中国的传统戏曲要走得长远，要常态性的辉煌，而不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的辉煌，我觉得白先勇的这个文化范式，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第一个就是经典的选择，《牡丹亭》这个本子，是汤显祖经典作品，“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四百年风雨不倒。另外，白先勇对《牡丹亭》的再创造，我觉得是中国编剧的一个范儿。“复兴不是守旧”，在剧本改编上“只删不增”，以“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为戏胆，人性欲望，纵情放射，把传统剧目转换为一种文化。

　　时代周报：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如何体现“青春”二字？

　　黄树森：定位青春，我觉得白先生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凭着他的艺术情趣和对年轻人审美的理解，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比方说，演员的选择，年轻一代对演员有没有“眼缘”，“青春俊美”这是他考虑很多的一个问题。我隐隐约约感觉他定名“青春版《牡丹亭》”，不仅是为老戏迷定位，而是更加超前，更加时尚，更加潮流。他对演员的选择，很讲究俊美，这个旦、生出来，年轻人就很喜欢。又比方说色调，他就定成一种浅粉、淡绿、浅蓝的掺灰色调。从美学上来讲，他跟李安的看法一样，李安也认为南方的色调要“含蓄”，有别于“大红大绿”，红、黄、紫的“强烈”。这个色调“娇”、“淡”、“清”、浅蓝、浅绿、浅粉、轻盈、青春。这个青春的定位实际上是一个跨文化的定位，包括社会心理、文化心理、时尚潮流的一种心理，已经离开了一个传统的戏曲，走入了一个大文化的视野。

　　不以领导接见而喜泣

　　时代周报：在文化品牌方面，白先勇如何聚集各方的力量？

　　黄树森：白先勇打造《牡丹亭》，几乎运用了他全部的社会影响，将文化事件与文化人捆绑。一个文化事件产生影响，肯定是大量文化人的投入，并合为一种文化混合力，同化力。

　　《牡丹亭》第100场在北京演出的时候，白先勇邀请像我这一类的人去了几十个。这些人有舞蹈家、摄影家、书法家，还有美国和中国香港的商人，他们都带了很多智慧和钱去的。几十个人自费到北京去看第100场的演出，没有任何招待会、酒会、讨论会，交流会，也没有人理你，你就到酒店报到，给了你三张票，让你去看三个晚上的戏，看完了戏就在故宫搞了一个夜宴。白先勇跟每个人碰杯，答谢各方面的人对这个事情的支持。支持的人中很多都是很大牌的人，比方《牡丹亭》舞台上的书法是董阳孜写的，她是台湾的一流的书法家，跟着拍摄《牡丹亭》的是台湾的摄影师许培鸿，他拍了那么多年的剧照，这个无形资产将来都不知道怎么计算。

　　帮他推销的人都是大学校长，交大的校长打电话给川大的校长：白先生这个演出到你们那儿，你们要支持。所以，各行各业的精英都来为他服务，叫“昆曲义工”。

　　时代周报：白先勇创造的这种文化范式能否传承下去？

　　黄树森：青春版《牡丹亭》，不以领导接见而喜泣，也不因得个什么奖而欣慰，而是一以贯之地让年轻观众坐足九小时，去经历四百年前以生花妙笔编织的青春绮梦。在北京第100场演出的时候，白先勇跟我们敬酒，他说：“我要让每个中国的大学生都看一次《牡丹亭》。”你想一想，每一个人都看一次，这个昆曲它还没有希望吗？《牡丹亭》在中山大学演出时，我旁边坐着好几个中大的学生，他们说：我们没票，是翻墙偷偷地钻进来的。我就回想到我读大学的时候看戏回来，学校门关了，我也是翻墙过去的。年轻大学生翻墙看戏，那这个戏就很成功了，就有希望了。

　　《牡丹亭》的伞舞、扇舞、水袖舞、把子功、毽子功，苏绣、笛声，都有“青春至情”的立意，让人们咀嚼或已经失去，或正在品味，或来不及做的“青春爱情梦”。所以，我觉得白先勇是有一种很长远的艺术愿景、艺术追求。

　　黄树森系著名文艺评论家，实习生陈文鑫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