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党代表“差额选举”扩容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实习生 徐向科 发自上海

　　中共十八大代表基层选举拉开了帷幕。11月1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召开自治区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工作会议，对该区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入选应具备的条件、推荐单位划分、名额分配、结构构成、酝酿推荐程序等提出明确要求。

　　这是11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2日中组部负责人就做好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有关问题接受新华社采访、详细解释了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所涉的各项内容后，第二个作出响应的省级党委。在此前的11月4日，青海省委即召开常委会议，部署了该省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

　　中组部公开的解释是“党内民主的进步”，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往类似的文件都是在党内或组织系统内部先传达，吹吹风，这次面向社会公布，而且还说得这么详细，这是第一次。”

　　差额选举渐次扩大

　　“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党内民主的意义就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国家民主的意义，都是极其重要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浦兴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坚持差额选举，意味着中央充分认识到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浦兴祖对《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评价颇高。

　　通知明确提出：“选举产生出席党的十八大代表，差额选举的比例应多于15%。”而对照十七大时的同一表述，相关文件中提出要按照“不少于15%的差额比例”。

　　“所谓差额选举，就是在选举中实行候选人数多于应选名额的选举。相比较于等额选举，即候选人数与应选人数相等的选举，差额选举是民主的主要体现，也是更加尊重民意的表现。”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由于多种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无论是在人大代表、国家机关的领导人，还是党的代表选举中都一直实行的是等额选举制度。

　　譬如人大代表选举方面，1953年选举法没明确规定是等额选举还是差额选举。当年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层选举委员会提到选举大会上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一般应与当选代表人数相等。

　　有着60多年党龄的叶笃初回忆，当时就是“上边提个名单，下边的人画个圈圈”，很多时候他们连选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这种情况直到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新的选举法才有所改变。这一年，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

　　而将差额选举引进党内选举则是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该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8条规定：“……选举应实行候选人多于应选人的差额选举办法，或者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产生候选人作为预选，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此后，中央又数次下文，明确了党的地方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差额选举的相关规定。

　　“引入差额选举，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蔡志强坦言，“差额选举在改变着以往‘让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做法，这是中国式民主的重大突破。”今年3月14日，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提问时就说：“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当中实行了差额选举。”

　　普通党员比例增加

　　除继续坚持差额选举之外，增加普通党员的比例也是1日的《通知》的另一个亮点。

　　中组部负责人表示，本次十八大代表名额为2270名，由全国40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这两个数据，均较十七大有所增加。资料显示，自中共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代会代表数量均呈逐年递增趋势。从十二大到十七大，代表人数分别为1545人、1936人、2035人、2048人、2120人、2220人。

　　十七大的代表人数为2220人，比上届大会代表人数多100人。其中当选代表中一线党员占28.4%，省区市和中央在京企业的当选代表中一线党员超过30%，官员仍占代表的绝大部分。

　　对此，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表示，领导干部占70%至80%的代表比例结构，很容易使“党员代表大会”变成“党员领导干部代表大会”，或各方面各部门领导干部的工作会议。“代表中干部比例较大虽由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等各种方面因素造成。”11月2日，中组部负责人表示，十八大代表选举在结构比例上要做到“两增两减”、“一个提高。”

　　其中，“两增两减”是指，省区市和中央企业系统(在京)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少于30%，分别增加到一般不少于32%；党员领导干部所占比例从十七大时的一般不超过70%，分别减少为一般不超过68%。

　　而“一个提高”则是，工人党员代表比例要在十七大的基础上有较大幅度提高，其中省区市工人党员代表所占比例一般要达到本省区市代表总数的10%，中央企业系统(在京)的工人党员代表数要明显增加。

　　按规定，不仅普通党员人数将接近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工人党员的比例也会有所增加。

　　叶笃初表示，增大工人党员的比例与《党章》的相关规定是密切吻合的，“毕竟中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个群体应该是其最大的群众基础”。而提高一线代表的比例，“则可以更好地反映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和要求，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除增加普通党员和工人比例之外，《通知》还强调要“有适当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人”。

　　在浦兴祖看来，理由有两点：“第一，民营企业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主力军’，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也即意味着其中党员占了相当比例。第二，如果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代表性质，除要有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构成广大多数）的意志外，还必须加上这些民营企业的党员代表。”

　　人事变动呈现四大特点

　　据《法制日报》统计，全国有16省区党政一把手变动，共有78名省部级高官履新。

　　对新近一轮地方人事调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次人事变动呈现四大特点：年轻化、干部交流增多、女性增多以及熟悉公共治理的文科背景的增多。

　　“女性增多不难理解，因为现代社会中，女性能够承担的角色越来越多。年轻化则是党在政策上的一贯主张。一般来说，部级以下的领导都是65岁以下，部级以上可以适当放宽。对于省委书记来说，在十八大以后年龄不能超过65岁。前一阶段很多人事变动就是因为年龄因素。”竹立家指出。

　　从调整的情况来看，干部年轻化趋向进一步凸显。

　　在此轮省部级官员调整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流十分明显，对于交流制度的落实以及多层面交流的体现也十分彻底。

　　不少省份的党政一把手有在两省甚至三省任职经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目前各级各地干部选拔任用的改革和实践，其思想源头都在《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干部交流也是我国长期形成的一项人事组织规则，《纲要》将其特别提出，作为下一阶段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跨区域调动和上下交流，有利于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从未来看，有了多地域、多部门工作经历积累，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国情，承担更重要的领导岗位的执政重任。”竹立家表示。

　　竹立家还指出，人事调整中还兼顾考虑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省级领导中熟悉公共治理的文科背景的增多就是信号。”

　　“中国正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多发阶段，懂得社会治理将是必需的。法律、管理、经济等文科背景将会越来越被看重，这和以前重理工科背景有所差别。”竹立家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将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因此对公共政策、社会趋势比较熟悉的领导人会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