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告御状”与官民攻防

　　清朝衙门正堂。

　　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上海

　　关于清代“上京告状”的故事，读者最熟悉的莫过于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了。1873年，浙江余杭举人杨乃武被诬与毕秀姑—因生得白皙秀丽，平时又爱穿白色上衣绿色裤子，人称“小白菜”—通奸杀夫，在刑囚后认罪，身陷死牢。杨乃武不甘俯首就戮，在囚牢里书写亲笔辩状，请其胞姐杨氏代为京控。此案屡审屡覆，历时三载有余，轰动朝野。最后在慈禧太后的插手下，经开棺验尸，澄清了案情，得以翻案。为此，自督抚以下数十名官员受到查办。

　　“京控”这个古代法律术语，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清史稿?刑法志》对京控定义如下：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就是上京城告状。

　　“传统中国的统治者要向臣民显现‘青天’形象，让人相信问题出在地方官员身上，皇帝还是英明的，所以要给臣民一个来京告状的合法渠道。”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李典蓉博士指出，尽管上京告状古已有之，发展成为一个较成熟的制度则是清朝。事实上，这也是李博士写就《清朝京控制度研究》的原因之一。

　　“上京告状”，本就有着德政的寓意，是一种底层百姓的政治寄托。的确，对小民来说，“京控”给了他们一条直达天听的蹊径。然而经过对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的一番研究，李典蓉发现：不少地方官员一开始就认定京控原告“有罪”，甚至为了“息讼”，而不惜“截访”—截拿，结果“这些进京上控伸冤的原告往往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有时清朝皇帝也未必全然相信并同情京控呈控者。

　　“告御状”具备了合法性

　　中国古人受到他人误解或陷害，经常是使用“冤枉”一词。一旦有人遭了“冤”，其首先想到的是有“青天老爷”出现。而如果认为在地方官署那里面临不合理的对待，在“德政之下”，小民觉得还有与“天”沟通的最后机会，那便是比“青天老爷”更崇高、权威的角色—皇帝。

　　正因如此，一直以来，“进京告御状”就成了传统中国小民们沉冤得雪的最后指盼。实际上，统治者也确实开启了一条可以“直达青天之上”的梯道给百姓。

　　早在《周礼》里就有“肺石听辞”、“路鼓之制”，这是百姓向皇帝、中央机关上控的最早记载。

　　秦汉之后的各个朝代，由“肺石听辞”、“路鼓之制”变化而来的“挝登闻鼓”、“鸣冤鼓”、“邀车驾”（俗称拦驾告状）等“告御状”形式一直存在。这些形式习惯上被统称为“叩阍”。统治者之所以允许叩阍制度的存在，在李典蓉看来，“一方面是法古人德政，另一方面是预防官吏为非，借百姓申诉以达到监察官员的作用。”

　　然而，在明末清初，“京控”这样的名词仍未广泛出现，通常以“叩阍”或“赴京呈控”的方式来称述。那么，京控究竟如何取代叩阍，并逐渐“常规化”，正式成为一条小民直达天听的渠道的呢？

　　李典蓉总结，到了清朝后，“京控”与“叩阍”之间已经有差别，前者是对后者的承继与创建。“京控承继的是两千年王朝的直诉制度，创建指的是清代将京控制度的呈告、受理、奏交、咨交、发审的整体流程完备。在明代叩阍并非诉讼常态，清代已经是一个常态，甚至可以说是呈控者启动案件重审的主要方法之一。”

　　换言之，从清代传统的司法审判实践看，京控相较于叩阍制度有很多的优势。首先，京控是在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通政司等处投递呈词，叩阍则是直接跪拜宫门或是叩谒皇帝车驾。这就决定了面向帝舆的叩阍发生地点不限于京城，可在皇帝秋猎的路途之上，亦可在皇帝南巡途间；而由相关的受理衙门申诉并呈送的京控，其地点一定在京师。比较于叩阍的不可预测，而京控受理地点更为明确。

　　其次，康熙皇帝对叩阍尚属宽容。可乾隆中期后，叩阍获罪的几率大而处罚又重，得实也可能获罪。相反，京控得实者可以得到“免议”的结果，即使诬告，有时候获罪也不重。这也间接促使百姓京控而不是叩阍。

　　朝廷与社会共同造就京控

　　毫无疑问，州县是清代各级司法审判的第一道门。

　　清人方大湜曾言：“兴除利弊，不特藩臬道府能所不能行，即督抚亦仅托空言，惟州县则实见诸行事，故造福莫如州县。”易言之，州县官是治事之官，而其他的府道、藩司、臬司和巡抚、总督等皆为治官之官。正是如此，州县之官在地方官系列中虽然品秩较低，但在地方行政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若百姓可以通过正常的管道跟地方政府交流，绝不会千里迢迢地离家京控。然而，从李典蓉收集的乾隆朝到宣统朝400多个京控原告呈控的对象与内容看，“负责审理地方司法事务的州县官吏在运作上出了问题，他们显然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群体的质疑”。

　　就在这些案例中，涉及命盗的京控案件比重较大，平均为58%，而从呈控对象身份而论，涉及地方官府的差役、书吏、门丁等，平均约占27%，官员约占19%，富户地霸则占6%。

　　难怪，曾有官员感叹州县行政效率的低下：“州县审判不公，纵匪不办，故小民不得不上控。”清代州县本身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对形成京控制度的影响甚巨。一定意义上，正是州县官的这些问题逼迫百姓不得不走在京控之路。

　　首先，明清两代之专制为中国历朝之最，地方官员薪俸亦为历史最低，据统计，清朝一品官员一年的俸银为180两，知县为正七品，一年45两。可据雍正年间名督鄂尔泰自己估算，他一年的生活开支就需要6000两左右。知县的排场开支虽然不如总督，但为官同样要讲究排场、资助亲戚、上下应酬，很显然45两根本不敷日常所需。还有就是，地方存留经费过低，将无法支付大举修整城池建设、应付大量非编制人员（包括胥吏、差役、幕友等）的需求，无形之中开启了州县官吏挪用公款、贪污舞弊的门径。

　　其次，清朝规定州县官必须亲自处理征税与司法案件，不许佐贰官擅自受理地方词讼。如此一来，要想减少州县官的负荷，势必要增添属员。衙门必有六房书吏，刑名和钱谷分掌刑名与户书，此外还有出巡的皂隶、马快，捉盗的捕役等，他们都没有正规的收入，主要收入依靠陋规，向控案的百姓索取。

　　再次，清代培训官员的专业方向与司法完全是两条道路。文科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书五经命题，因此州县之官在获得甲科功名之前，无法受到司法审判的实质训练。而法律之学与甲科之学不同，乃是另一门专门学问，更多地是要依靠实践取得经验。

　　除此之外，在清代州县司法审判程序里，录取的口供亦是导致讼案难以伸直的原因。“重视口供，本是重视证据，然弊病亦多。无供即无招，官司便无法定谳，审理者便可以借此拖延审案，也可以据此合理地对两造使用刑讯，以求案件能够尽速进行，以免逾限。”

　　“清朝的官僚整体素质每况愈下，京控愈来愈频繁，担任审问的州县官员素质却愈来愈低，除了使单个案件的翻控或呈告次数增加之外，也使得州县的审判制度里‘伸冤’的实效越来越微，形式主义取代了实质主义。”李典蓉指出，正是朝廷与社会共同造就了作为天下之政的州县困境，逼迫小民们走上京控之路。

　　有趣的是，州县之官多数却对京控的发生有另一番见解。他们认为是地方的刁民激起了京控上升或者是讼师在小民之间播弄。如贵州安顺府在道光末年在给清镇县知县的回信中就提到：“控案之积弊，早知并不在官，实系差与刁民各居其半。”

　　诬赖原告为疯人

　　因为觉得自身遭受了地方司法机关的不公审判，清代百姓借传统“德政”，不断向统治者申诉着他们遭受的“冤抑”、“不直”，冀望得见“青天”。为了说动都察院等衙门受理，控告之人也会想一些“捷径”。

　　李典蓉就发现，案例中“有的牵控州县官吏，也有为了博取同情，使尽各种内外手段让官员意存矜伶，甚至添叙某些情节，加强自己身为被害人的形象”。

　　在都察院与步军统领衙门等受理京控案件之后，有三种处置方式：专折奏闻、咨回各省督抚或将军审办和径行驳斥。一旦受理，部院衙门会根据案情的重要性分为奏交案件或咨交案件。前者必须上奏皇帝后再发交督抚衙门审办，督抚审理后必须将审理结果书写成奏折上奏。咨交则不用上奏，直接发回原省交督抚办理，督抚只需要按期将咨交案件审理结果汇奏呈览即可

　　对中央朝廷来说，将案件发交地方督抚审理是最为便利的方式。但在乾隆朝之前，对于民人的控告，皇帝亦多有视案情与涉案人员严重程度，直接派委侍郎、尚书等钦差审案的情况。此类情形在道光朝之后虽渐少见，不过当京控案件关系到边疆民族或牵涉到地方重大弊案时，朝廷仍会派遣钦差前往。

　　审理下放到督抚后，皇帝一直建议各直属督抚审理案件应尽量亲提人证卷宗至省，发交藩臬，亲率秉公审办。如道光皇帝曾这样要求各省督抚将军都统，“遇有京控事件，务须亲为听断。冤抑者立予伸理，刁诬者从严惩治。其有任意延宕不结者，即将提解逾限之员、先行参办”。

　　但面对每月皆如雪片纷飞的京控奏咨案件，督抚无力顾及，唯有在同省的官员里寻找能够协助审理的固定班底。久而久之，督抚身边就形成了一个专门负责审理省内案件的班子，就是发审局（又称谳局）。

　　可无论如何审理，李典蓉博士发现，在清中期后，只有一部分原告在他们或其家属付出了代价后获得了平反外（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杨乃武案即屡审屡覆、历时三载有余），而多数的原告还因为京控而遭受轻重不等的惩处。

　　“官方对原告的态度，是一种压抑的方式。这种压抑可以体现在屡次修订的条例上。”李典蓉特别提到《大清律例?刑律?越诉》，清朝官方对于越诉者普遍来说并不友善，对“教唆词讼”者更是严厉打击。由于传统刑律禁抑越诉，越诉者笞五十，官员们在此历史前提下，经常以“原告有过”的前提去审案。一部分档案里，京控原告在未判之前即被称作“该犯”。在清中期之后的京控具体审理过程中，原告们更是发现青天难见。

　　“州县非法监禁原告的情形非常普遍，目的就是要阻止原告的上控。”李典蓉指出。实际操作京控审判的官员，为了避免影响官场利益，对众多上控者作出种种压制，甚至可能将某些干涉地方弊案的案件原告视作精神失常者。“诬赖原告为疯人，就可以使那些看似关系官员过失的案件急转直下，随即成为一件不值得受理的案件。”

　　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湖南武冈州民人邓宽容京控，兄长邓宽宥因该州修城有蠹书舞弊、派累乡民之事具控督抚，督抚又批回原州审理。岂料该州竟将伊兄邓宽宥以疯病为由监禁。又如，道光十五年（1835），四川三台县民妇陈杨氏京控射洪县役朱明儿等诬赖其子陈玉先行窃、将伊子殴死掷弃尸身一案中，陈杨氏即被当地县府诬告疯病。

　　一些情况下，地方官员甚至为了“息讼”，不惜“截访”—截拿。

　　有的截拿，是被控告的地方豪绅在路上抢走京控者的盘缠，阻止其京控。有的则是地方官员派差人截拿“上控者”。如清末的东南漕运系统中，某些地方官员就养着打手“专殴控漕之人”，使得东南办漕之民，控告无门，又进一步激起民变。最奇怪的是“截访”甚至有时是全国一盘棋，譬如1836年四川陈某打算京控，到达北京附近的涿州时，因为东西被窃向地方官报案，当地官员查验现场时搜到京控状纸一张。州官便通知直隶总督琦善，并将陈某解回四川原籍，不令京控。

　　另外，整个清朝无论是原审的州县，审转的道府、汇报的督抚，皆生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督抚身边形成的专门负责审理省内案件的谳局局员亦然，承审案情若与官有利害关系，就不得不设法周旋，互相包庇了。

　　“谳局的官员之出身与在任地方官员并无过多差异，政风倾颓，岂能寄‘拨云见雾’之重任于发审委员？何况谳局局员的奖惩标准在‘量化’与‘效率’的情况下，经常使用刑罚逼供，以求案件速结，不重视审理的‘质量’。”李典蓉如此总结。种种原因下，京控制度纠正错案的效率越来越低。到光绪年间出现诸如“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而“州县承审京控上控各案，往往逾期不结”的记载，就不足为奇了。

　　中央“政平讼理”，地方“劝民息讼”

　　出生于台北的李典蓉早在大学时代，即对清代法制史感兴趣，并经常和两岸的法制史学界的师长们互动。她告诉记者，之所以将清朝京控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第一是京控制度是在清朝完备的，第二是目前中国古代法制史类的史料，以清朝资料最多。第三，清朝与现代最近，社会的承续性最高，较具有现实意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不同于前辈学者，这次她大量运用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军机处奏折附录》，并据此整理出来了多达400个案例。

　　最保守的应对就是压抑

　　时代周报：应该说“京控”背后的司法与社会问题，历代都有类似的情形，但惟独清代建立了系统化的审理制度，清朝缘何会在原有的司法诉讼制度之外“叠床架屋”确立“京控”制度？

　　李典蓉：在我看来，清朝的京控制度既是承继也是创建。所谓承继指的是承继两千年王朝的直诉制度。创建指的是清代将京控制度的呈告、受理、奏交、咨交、发审的整体流程完备。在明代叩阍并非诉讼常态，清代已经是一个常态，甚至可以说是呈控者启动案件重审的主要方法之一。

　　至于清代为何会大力发展京控制度，我个人认为，中国专制王朝有些通病，就是承继了前代制度后，很难大刀阔斧地改变前朝制度的框架，毕竟承袭比开创容易。史学界经常说“清承明制”，根本原因即在于建立清朝的满洲人，其文化制度不及汉文化精深的缘故。但清到乾隆中期之后，国家的人口与疆域已非当年明朝所能相比，旧有的行政制度势必得因应社会的变迁与需求（包括讼案的增加）改变。囿于当时统治者及政府官员的整体格局，对现有的制度无法作出过多的调整或改建，只能做补救措施。京控本来脱胎自古代的“直诉”，直诉就是统治者为补救地方官阻拦民人声音的直达管道，以此为补救，对王朝来说较为省力。

　　时代周报：对于京控这一制度来说，官方和普通的民众的态度不一，他们是如何“想象”京控制度的？

　　李典蓉：的确，官方与百姓对于京控有着不同的态度。

　　百姓对于京控仍抱持着想象与希望，官方则想着这些控案处理不当，可能会给官场的升迁应对带来困扰。态度的差异，彰显出两种对“安定”的不同理解。呈控者理解的安定是想利用京控，去追寻社会应有的规范秩序，尽管这个秩序被破坏有时候不完全是政府内部的问题，而是来自社会内部阶层的流动与国家外在势力的介入。不论呈控者要求的是什么，伸冤也好，平反也好，调解也好，他们要求的是对现有问题的立时修正，以求回到安定的状态。而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过度关心京控案只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负担而不一定能讨好。如果光看地方督抚的奏折，有时感觉似乎京控者所告的对象不是扰乱社会安定的人，原告本身才是。如果要对呈控者的挑战作出响应，最保守的应对就是压抑，如此才能维持社会平稳。

　　“无讼”是理想状态

　　时代周报：就京控而言，你多次提到，中央以“政平讼理”为要，地方官员以“劝民息讼”为要，中央与地方的追求，似乎存在一些矛盾？

　　李典蓉：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多数情况下，皇帝总是谕官员积极办案审案，以求讼平政和。所以中央对无讼的追求是需要透过地方官的勤于政务来实现，包括审理诉讼。京控制度本身有着德政的寓意，也有预防官吏为非，借百姓申诉以监察官员的意图。“无讼”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追求的理想状态，但是这一官方表达术语的地方实践，却落在借由对虚妄者的压抑与打击，借此来达到惩戒唆讼兴讼的作用。对地方官员来说，同样如此。表面上是为了“无讼”、“息讼”，实际的表现却是经常“压讼”。

　　在清朝这样一个中央不信任地方官员，百姓不信任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不信任百姓的循环里，百姓只能选择相信皇帝。但是，皇帝也未必全然相信并同情这些呈告者。

　　时代周报：站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制度？

　　李典蓉：我们只能说古代人保护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中国向无“权利”概念，而现代人可以说什么是我们的权利，那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对个人权利的追求与保护是现代社会法律的核心意识，传统中国发展不出来，原因很多，我认为从京控制度可以体现一些传统社会中对“变”的禁抑。那些京控成功的例子只会让大部分弱势的呈控者总是花费时间、金钱、气力等待着在上位者的施舍。为什么透过合理的逐级上控不能换来相同的结果，不能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造呢？有时候现代人看古代史料的感觉是很悲哀的。

　　我认为京控的存在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却不能对清代既有的弊病作出任何改善，也不能满足社会的真实需求。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借由传统德政“伸冤”的理想，以及上控者对平反可能成功的美好期待，来缓和民间潜藏着的改变动力。只不过，这个功能只对统治阶层有利。历史证明，行政与司法无法各自独立的集权王朝，如果过于依赖京控制度补救司法问题，将导致既有积弊难以改善。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