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民企无奈傍国企

　　专家：国企垄断已成为当前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其严重性和紧迫性甚至超过了融资难

　　记者 沈锡权 屈凌燕 任会斌 王攀 项开来 杭州 福州 广州 呼和浩特报道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浙江、福建、广东、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调查时发现，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国内实体经济领域出现国富民穷、国进民退、国强民弱现象，并有加剧之势，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苦乐不均”状况发人深思，令人担忧。相关人士认为，国企垄断问题已经成为当前阻碍民营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其严重性和紧迫性甚至超过了融资难等其它问题。

　　国企“资源溢出”加剧民企“市场挤出”

　　目前在交通、电信、能源、金融等行业，存在比较严重的国企垄断问题，民营资本介入很少。2009年以来，在以上这些投资领域中，“国进民退”的现象均比较突出。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省区调查中发现，由于目前国有企业在政策、信贷、投资来源、项目审批、企业规模、政治影响力等方面享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呈现“资源溢出效应”，经营领域也拓展得很宽，而民营经济主要靠自身力量赢得发展机会，即便没有正面的打压，当前在发展上也面临更大的压力，甚至在部分领域遭遇“市场挤出效应”。

　　2009年7月6日，中粮集团联合厚朴投资管理公司斥资61.16亿港元，收购了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3%的股权，随之成为蒙牛集团最大的股东。收购股权之初，中粮集团只在蒙牛集团董事会中占3个非执行董事名额，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任蒙牛集团董事会副主席，并承诺不参与蒙牛集团具体的日常经营管理、不改变现有经营团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改变目前发展战略方向。

　　但是2011年6月11日，宁高宁接替牛根生，担任蒙牛集团的董事会主席，成为这一乳制品龙头企业的掌门人。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除了着眼于企业的长远生存和发展外，在出让股权之前蒙牛集团已经有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合作的形势需要。因为在国内排在前列的伊利、光明、三元等大型乳制品企业中，当时除了蒙牛集团外，其他都有国资背景。随着中粮集团的介入，国内几大乳品龙头中已经没有了纯粹的民营企业。

　　对于实业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问题，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研究室主任周冠鑫列举了该省一些事实予以说明：在石油分销领域，以前浙江一些民营的小加油站、小分销企业数量比较多，现在多数已被收购，或者因为提高门槛等因素退出了；在煤炭等矿产资源领域，以山西煤炭整合为例，大批民资被迫退出了；在钢铁领域，本世纪初期出现过民企大规模进入，现在几乎都折返；在商品房市场领域，原本是民资的天下，由于利润较高，国企开始大规模“攻城略地”，并因此出现很多“地王”，推高了房价。

　　广东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杨浩明说，国企垄断问题已经成为当前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其严重性和紧迫性超过了常说的融资难问题。他说，在交通行业，民资和外资已经加盟高速公路建设了，但铁路还是一家独大；在通信行业，有电信、移动、联通3家企业，但这3家企业都是国有的；在能源行业，电厂、水电站有外资和民资参与，但供电系统只有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金融领域对外资开放了，但对民营资本的开放非常有限。2009年以来，在以上这些投资领域中，“国进民退”的现象均比较突出。

　　民企“投靠”求生存 国企“盘剥”发横财

　　“过去让民间干是因为国有资本没有钱，现在国有资本雄厚，肥肉都自己吃了，留给你民间的自然少了。现在只要是国企想进入的领域，民企明智的选择是‘卖身’给国企，否则单打独斗很难活下去。”名流公司负责人说。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福建一直是民营经济比重较大的省份，但《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两地采访投资问题时，听到地方干部谈论最多的却是如何与央企对接。在区域经济竞争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把引进央企作为快速做大经济总量的捷径。

　　正是得力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泉州市的经济总量十多年来一直稳居福建首位。上世纪90年代初，泉州市曾因“一夜之间卖掉37家国有企业”，在全国引发关注。有当地干部提及此事说，“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市领导说，泉州招商引资的重点要从外资、民资转到央企。”泉州市经济部门一位人士说，福建过去投资主体主要是民企，导致产业结构偏轻，经济总量不大。现在引进央企，主要是调整结构的需要，央企在做大经济总量上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一些民间投资者已经感受到来自国企、央企的压力。在福建，国药集团已决定在厦门建立区域总部，国药集团有可能最终控制福建的药品销售终端市场。东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是福建省药品流通领域最大的民营企业，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目前拥有药品生产、物流、零售终端等全产业链，集团年销售额已达到10多亿元。面对国药集团的收购“利诱”，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接受“收编”。东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将其药品终端零售网络51%的股权卖给了国药集团，国药集团由此取得了控股权。

　　1994年，泉州15家民营企业合股成立名流公司，采用BOT方式投资2.5亿元修建刺桐大桥，成为国内首例民营BOT基础设施项目。此后，名流公司董事长陈庆元又多次申请以BOT方式进入基础设施领域，但都没有成功。

　　记者调查发现，“国企资源溢出、民企市场挤出”现象不仅在实业经济领域加剧，甚至还出现一些国企利用强大的融资能力、以高于银行利率几倍的资金价格放贷给民企，国企“盘剥”民企成为“食利者”。在浙江一些地方，国企从银行贷款出来，转贷款给民企、房地产企业，利息年收益率为17%至20%，是银行利率的3倍左右。其惯用的手法是：以股权投资进入，控制财务，以固定回报率全资退出。一般协议两年，每年获得17%至20%收益，但是不参与经营，只拿固定回报。

　　“国企利用低息贷款‘输血’民企、房地产业获利，这个现象非常严重。现在的一些国企、央企，可以不劳而获，只要借助融资能力盘剥民营企业，就可以发财。民企多数都是死在资本上。”浙商投资促进会副会长蔡骅说，“如保亿集团、金城房产等，在浙江省，属于二级资质以上的民营房地产企业至少有一半以上向国企、央企借贷。”

　　垄断趋强化 民资执行新政遭“挤压”

　　一些政府部门积极主动支持国有投资，而有意无意地限制民资。从行业来看，铁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业等重要领域民资进入没有进展，相反，来自旧有部门的垄断却有强化趋势。

　　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认为，“新36条”措施是好的，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实施一年多来，效果令人失望。一些中央部门没有任何动静，有些部门政策甚至与新36条相矛盾。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文件落不了地。如国资委要求非以房产为主营业务的国企剥离房地产业务，但这些部门和国有企业响应态度不积极；再如包括石油、电力等进入都没有具体政策，民企“看得见进不去”。

　　新36条出台之初曾被寄予期待，中央政府态度明确积极，国务院多次出台文件，明确规定“鼓励民资通过兼并重组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但具体执行的政府部门和主要垄断行业态度消极。一年来，只有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不多的省份制定了实施细则，一些政府部门积极主动支持国有投资，而有意无意地限制民资。

　　厦门市组建了十大国企集团，业务涉及外贸、房地产、港口、物流、轻工、商业、路桥建设等多个领域。厦商集团业务范围甚至包括社区小超市和风味小吃生产；轻工集团则包括节能照明、罐头食品、电池等。“国企什么都做了，民间资本还能有多少空间？旧36条、新36条都说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像厦门市有路桥公司，架桥修路还可能有我们的份吗？”厦门泉州商会的一位人士说。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说，国企“挤压”民企手段是多方面的，例如提高行业准入条件、行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整顿行业秩序等，诸多标准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杆，客观上排斥民间投资，排挤民营企业。而其理由，可以冠冕堂皇甚至上纲上线无可辩驳。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说，国家经济资源配置实际上已经完成，如何让民企进入由垄断国企把持的“新领域”？因此两个36条，出发点都很好，但效果不好，关键就是既得利益方不会退出。“就像一个已经满员的房间，如何再进入新成员？”

　　专家：社会公正和市场公平双重缺失“绞杀”民企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认为，任由国企垄断经营、傲慢地占取国家资源的发展方式是不公平的、不科学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发展。立足社会公正来解决市场公平问题，已是当务之急。

　　国企功能定位应明确

　　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说，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由于我们一直强调“国企营利能力和保值”，因此国企参与一些营利性领域也顺理成章。

　　“但‘国进民退’最终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国企的边界’在哪里？国有企业改革两大任务：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和进一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现在看来，第一个任务完成不错，但是第二个任务几乎没有落实。国资委成立后，我们国企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是否应该考虑退出竞争性领域，并‘让利于民’？”周冠鑫说。

　　内蒙古大学教授梁荣说，国家应明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使其专注于自己的领域，为国家和人民的大局做到“守土有责”。然而目前，许多国有企业却在“耕别人的地荒自己的田”，比如近年来有七八十家央企介入了与房地产相关的业务领域，为了追逐利润而忽视自身责任。

　　垄断资源参与竞争破坏市场法则

　　周冠鑫说：“国进民退产生的最大恶果就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受到打击，市场经济规则受到破坏。国企强势扩张，让民企信心丧失。大批民企抽走资金，缩减规模，不再专心于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

　　“我们为何反对国有资本进入市场竞争领域？不是反对国有资本营利，而是因为国企做事和民企做事的市场法则是不对等的。国有企业借垄断资源进入市场竞争领域，其实是破坏市场经济法则。”周冠鑫说。

　　相对于“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不少民营企业负责人认为自己“弱小无助”。佛山顺德区是珠三角地区民营企业扎堆、家电、电子等制造产业集中的地区。在当地经营18年的本邦国际照明项目部副总经理何维说，2011年以来，面对困难的经营形势，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加工制造企业都急于转型，但大部分企业都是在本行业上下游圈圈内打转，跳出行业进入垄断行业的很少；另一方面，由于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具有经营优势，在资金、人才等领域对民营企业形成了另一种层面上的“压抑”。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说，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批评企业热衷于赚快钱，企业家精神流失，忧心实体产业空心化和资产泡沫化的声音很响亮。确实，这是在很多地方，特别是经济先发地区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很多企业“不争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某些政府部门“不像话”。

　　社会公正与市场公平仍不充分

　　“民企经过金融危机认识到，只能向国有企业去借贷，找依靠。国进也不是产业进，是获得国家资源方面的‘进’。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甚至出现倒闭潮，不是由宏观环境紧缩造成的，而是由于获得经济资源的困难越来越大。”郑宇民说。

　　他说，金融危机后，有人认为我们现有的体制是有优势的，但是现在看来，是社会公正不充分、市场公平不充分两个问题同时存在，才是导致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趋紧的主要原因。国内社会公正和市场公平缺失，导致对民营企业的“双向绞杀”，“而调节社会不公正和市场无序现象，国家是有这样的责任和能力。所以，国家的转型升级、政府的转型升级，比企业的转型升级，更为迫切。”

　　内蒙古大学教授梁荣等人认为，关键是政府要从产业政策、法律法制等市场规则制订和执行上，做到平等、公正，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要平等享受国民待遇。但是目前的情况差距还很大，比如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方面的支持，在资源匹配、贷款等各种发展要素的获得上也更为便利，这些都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