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十年后，重申“再改革”

　　十年前，人们面对市场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有一个标准回答：“这是体制问题。”所以中国需要加入WTO来冲破体制的牢樊。

　　加入WTO十年后，人们面对经济中出现的几乎所有问题还有一个标准回答：“这是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不好解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改革结果的不确定性：任何变化都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直接或间接后果，包括一些无法预测的负面影响，所以没有人能站出来打包票体制改革一定会造福四方。二是不容易发动：体制的变化牵涉的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多，协调起来难度过大，尤其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又往往是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力量。

　　于是，人们曾寄厚望于WTO：来自外力的国际化进程往往可以破坏既得利益的平衡，或者说大大增加维护既得利益的成本，从而促进体制改革。设想一个企业A，因为融资市场的低效率导致成本偏高，在一个封闭经济内，企业A的销售也许会因价格偏高而略减，但因为所有企业都面临市场的低效率，A仍可高枕无忧。但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企业A的销售就不是略减的问题，而是很有可能被腰斩，因为国际企业不受低效融资市场的困扰，所以任何体制缺陷都会影响国内企业的竞争力。面对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政府应该更有动力去改革融资市场。

　　那么如此简单的逻辑为什么没能在日益开放的中国产生作用呢？因为这个逻辑的假设是错误的——市场的低效率对企业的影响不是一视同仁的。在现实中有些企业因为所有权、政治纽带或所处行业等原因，比其它企业更容易规避市场渠道，因而无需支付市场低效带来的额外成本。这些特权企业自然会在竞争中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实际上，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市场效率越低，特权企业面对的竞争就越少，它们的利润也就越高。因此这样的企业往往更乐意从利润中分出一部分来用以维持这些特权。不幸的是，维持特权，也就往往意味着维持市场的低效率。

　　在国门敞开之前，企业面临两种选择：努力创新，提高产品性价比，或者努力钻营，争取更大特权。可以想见，市场效率越低，后者的吸引力就越大，而当经济中存在越来越多的可以规避市场渠道的特权企业的时候，改革的动力也会越来越小，也就是所谓的体制僵局。

　　国门打开将同时产生两种效应。首先，在开放的国内市场，特权企业不再跟国内同行竞争，而是跟国际价格竞争，所以抑制市场效率不再能帮助特权企业提升利润空间。其次，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任何市场效率的提高都会给具备竞争力的企业带来比以前高几倍几十倍的收益。按说，这两点都应该为制度创新提供动力，从而打破体制僵局。

　　可惜，这个逻辑还是错的。

　　第一， 以上分析的前提是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的确，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抑制市场效率不再增加特权企业的利润空间，但越是有特权的企业越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当国际化把市场中的无名小辈们竞争出局之后——记住，这些无名小辈们面对的仍然是国内高成本低效率的体制，因此缺乏竞争力——特权企业就在经济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些特权企业的生存将关系到很多利益的生存，包括政府寻租的利益。因而，在国际竞争的冲击下，决策者的目标函数就从经济的效益变成了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在WTO的冲击下，我还剩下什么？”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答案：剩下的是这些特权企业以及它们能够带来的“租金”。因此，国际竞争越激烈，政策倾斜的趋势也就越明显。当然，政策倾斜是与体制改革背道而驰的。

　　第二， 一场全局性的体制改革的确可以为广大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打拼增加后劲，但前提是有这样一批企业存在。它们有长期培养起来的技术有能力有冲劲，只要把它们跟高效的劳动力、资本、信息和产品市场结合起来，这些企业的增长势头会非常迅猛。那么这样的企业在哪儿呢？我们的经济中还有很多，但正在渐渐消失，而且体制僵局维持的时间越长，这样的企业也就越少。当炒房地产比搞制造业更有吸引力，当随时改变的游戏规则打消了任何长期投资的积极性，有谁还会去费心打造一个有技术有能力有冲劲的企业？没有了这样的企业，没有了潜在的体制改革的受益者，体制改革在短期中很难看到收效，那么又有谁会有动力去打破体制僵局？

　　第三， 这个分析没有把外资企业的在华业务考虑进去。跨国公司由于其全球化的金融、生产和销售布局，在人才、技术和融资方面很大程度依靠公司内部整合，因此对国内体制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在加入WTO后，如果打拼国际市场的主力军是跨国公司的在华子公司，那么我们即使在低效率的体制环境下仍然可见繁荣盛世，从而打消了改革的紧迫感。事实上，我们经常引以为傲的高新技术出口，依靠的往往是跨国公司内部的资金和产品供应链，而不是中国的市场发育。

　　所幸的是，以上所讲都是极端的例子，目的是剖析加入WTO后的市场开放和体制改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经济最终往哪条路上走，靠的不是WTO，而是要直面自己的目标函数和制约因素，尽管这种直面很有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