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入世红利"时代 中国该怎么办?

　　

　　在中国入世正式落槌的几个月前，《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在西方畅销一时，预测中国经济在开放之后必将被开放埋葬。十年之后，中国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入世红利”名副其实。十年瞩目成就惟一词可概括之:崛起。回首当年决策层为入世所做的一些妥协和让步，无疑是值得和正确的。

　　以开放来促进改革，这是彼时入世的初衷。事实也是如此。入世的成功，使得国内的法律体系需要比照着WTO的规则予以重新修订，大量与市场经济不适宜的法律条文和行政壁垒被取消，进而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市场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而观念的进步是推动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的关键一跃。

　　正是受益于这股被注入的制度活力，入世十年，“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罢，中国企业的进步和发展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种认为中国企业弱不禁风、见光就死的观点被这十年的实证数据所否决，国内广大的消费者遂成为这场开放格局下国资、民资和外资之间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在竞争最激烈的领域，往往就是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领域;而尚处在政策严重保护的地方，往往就是垄断生产者剩余最大化的地方，也是消费者最为怨声载道的地方。

　　入世加速了“中国速度”，在给中国经济打开一扇门的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对“一扇窗”的思考。

　　入世释放了“中国制造”的能量，出口迅速攀升，与商品房改革后的房地产业一同消化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扩张财政政策，成为拉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引擎。然而，自计划经济时期就开始的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在入世之后转为消费主导型，相反，“人口红利”与“入世红利”的叠加强化了以“出口导向、廉价制胜、政府投资”为特征的发展路径依赖，转型更加不易。

　　我们看到，入世之后，海外市场豁然开朗，只需要廉价就可赚钱，这导致大量资源涌向出口制造业，贴牌生产的薄利多销成就了大批富有的企业主，而不是着眼于基业长青的企业家。同时，市场的骤然扩大，使得企业中的“市场派”压倒“技术派”，利润第一，创新第二，继而衍生为利润第一，其他的诸如环境保护、规则意识都成为第二，这种思维主导了我们的企业家人才群体，也成为契约精神缺失的滥觞。这是我们入世最大的机会成本。

　　终于，我们开始直面这种信任危机。在过去十年一直是中国商业领袖的马云今年先后在支付宝和淘宝商城两件事情上被诟病“没有契约精神”。开放的承诺使得中国必须接受规则，继而去争取制定规则，然而企业的契约精神和个人的规则意识仍是实用主义，加之以政府监管的宽严不明，导致善于在规则和契约面前权变的企业“有奶吃”。只是，契约精神一日不立，市场经济就存在着因交易成本陡升而失效的风险。

　　入世在倒逼改革的同时，也令人吊诡地在入世后合理化了未完成的改革。入世在当年被认为是反垄断的“惊险一跳”，其将有效地消融国内的行业壁垒，从而建立起一个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资金、技术、人员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不过，入世所带来的倒逼作用显然没有当初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对内开放远远落后于对外开放，体改委撤消后代之以的“部门立法”，将过去很多不甚合理、师出无名的干预手段正规化和制度化，从而加强了行业垄断。继而，入世大功告成，动力和压力消失，改革步伐也就慢了下来。

　　反思是为了更好的进步，入世十年，红利之外，中国还有许多问题以待解决。国家主席胡锦涛12日在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推进对外开放，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入世不是改革的终点，而应是一个新的起点。

　　（责任编辑：王慧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