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凯恩斯的战争

　　杨燕青

　　——写在“年度经济学家”揭晓之际

　　2005年，声名显赫、地位达到巅峰的格林斯潘即将退休，大家为他在美联储的光辉岁月庆祝聚会。可以想象，经济学家们倾注了智慧的溢美之辞会是多么美妙动听。此时，一位“芝加哥学派”、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的拉詹递交了一份惊人的论文，大意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暴露在过多的风险之下，并警告说，这很危险。拉詹遭到了几乎所有参会者的无情嘲笑，大家认为，他不仅是观点搞错了，而且是神经有点搭错了。

　　这一幕或多或少可以解释日后发生的两件事：其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誉滑坡”，大家愤怒地质问，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这场危机？事实上，并非没有经济学家预见泡沫和危机的前兆，例如，耶鲁大学的席勒早就针对房价泡沫发出了警告（如今，他那张著名的曲线图经济学家们几乎人手一份），但占据显赫地位的经济学家对此不以为然。格林斯潘在2004年说，“全国性的严重房价扭曲”不太可能；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5年认为，房价攀升大致反映了强劲的“经济基本面”。

　　其二，在2008年危机之后，拉詹成了英雄一般的经济学家，其著作《断层线》也登上了各大著名书籍榜单的首要位置（包括第一财经的金融书籍榜）。有人认为拉詹在2005年的这一立场与其身在IMF有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危机前，IMF配置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市场的研究力量极为薄弱；也并未预警危机的山雨欲来。

　　更糟的是，2008年8月，就在危机的前夜，接替拉詹的现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在其著名的论文“The State of Macro（宏观的状况）”中宣称：低通胀和高增长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这种“大稳健”意味着“宏观状况是好的”——其含义是：现实中的宏观经济状况正处于最佳时刻；而经济学理论界旷日持久的分歧（后文会述及）也正无限接近消弭的状态。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世界旋即经历了1929~1933年以来最为惨重的经济金融危机。为了挽回颜面，布兰查德在2010年2月又发表了另一篇著名的文章“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再思宏观经济政策）”，反思过往经济理论和政策。有意思的是，后一篇文章的引用次数远远超过了前一篇。

　　毁誉凯恩斯

　　回到拉詹，其在2004年的行为令人错愕，不仅因为不合时宜，而且还离经叛道。拉詹属于芝加哥大学的所谓“淡水学派（Freshwater school）”，素来，“淡水学派”和“咸水学派(Saltwater school)”可谓水火不容。后者或多或少认为自己继承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干预有其必要；而前者则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的追随者，他们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而市场也是有效的，因此对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给予了充分的蔑视。然而，正如克鲁格曼在2009年那篇超级著名的“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经济学家们为何错得如此离谱）”中所言，“淡水学派”走进了自己的死胡同：如果理论的前提是人类的完全理性和市场的完全有效，那么，其逻辑终点必然是，人们自愿失业，而经济衰退是如此美好。

　　这听起来有点好笑。不过，那些近乎完美的数学模型（包括理性预期、有效市场假说、CAPM等等）是如此富有魅力，主流学派的理论是如此强势，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和胆敢抵挡。因此，即便是和“淡水学派”势不两立的“咸水学派”，在认同财政支出会增加就业的同时，也对完全理性（或者认为非常接近完全理性）和有效市场照单全收。在他们的模型中，市场的扰动、经济下滑和私人支出减少被处理为“应变变因（Fudge factor）”，其存在仅仅是为了在技术上让模型和现实数据拟合得更好。就在经济学家的模型越来越完美和美好的时候，经济金融世界的上空却乌云聚集，并最终在2008年酿成危机。

　　这次危机给人们的震动异常巨大，在很大程度上也缘于人类的记忆短暂，毕竟1929~1933年的大萧条太遥远了。随着人们的记忆慢慢聚集，大家清晰地忆起了凯恩斯，虽然无论是在2008年之前还是之后，不少经济学家都习惯了在尚未通篇阅读他那本晦涩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前，就对其理论大加评论（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

　　大家所熟知的是，凯恩斯认为经济往往会“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在经济衰退失业高企时，需要多印钞票，并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当经济衰退进入“大萧条”，也就是陷入“流动性陷阱”时（即便当宽松货币政策接近极限，也无法改变人们的悲观情绪，刺激私人支出），政府需要大有作为，那就是增加公共支出。大家往往忽略的一点是，凯恩斯很瞧不上金融市场，他认为金融中充满了短期赌博，和经济基本面相去甚远。

　　不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大家将其归罪为凯恩斯主义的多印货币，这直接推动了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凯恩斯主义的此消彼长。大家似乎忘记了，二战以前，美国有8次经济衰退演化为萧条的经历（1807、1837、1873、1882、1893、1920、1933、1937）；而二战之后，由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施行，9次经济衰退避免了转化为萧条的命运（1945~1946、1949、1954、1956、1960~1961、1970、1973~1975、1980~1983、1990~1992）。

　　大家似乎更不愿意忆起的是，上世纪80年代，英国对“货币主义”的试验最后以失败告终，在产出急剧下降、失业率快速攀升的压力下，英格兰银行最终在1986年放弃了这项大胆的试验。在今天看来，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企业和个人不会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同步提价，也就是说，扩张的货币政策依然有其效果。

　　然而，这些所谓“新自由主义”的谬误并不能保证凯恩斯主义的正确，在2009年短暂的“人人都是凯恩斯”之后，2010~2011年，由于扩大财政支出酿成了大西洋两岸的债务危机，凯恩斯主义的地位在回光返照中又迅速沦落了。

　　我们的评选

　　讲了这么多，其实想说明两个事儿：第一，经济学家要准确地预测未来，通常是很难的。不过，我们仍然相信，水晶球（直觉）+方法论（训练）更好的经济学家，会拥有更大的可能性接近事实（预测值和真实经济数据更加贴近）以及真相（以好的分析框架更可靠地解释经济现实，并给出解决方案）。可以说，第一财经和交银施罗德基金联袂评选的10位“年度首席机构经济学家”，基本上印证了这一点。

　　第二，经济学家的理论应该和现实环环相关丝丝紧扣，但期望经济学家的理论永远正确和“常青”，显然不那么切合实际，事实上，能够解释并治理一段时期的经济，已属不易。对于西方的经济学家而言，他们的挑战在于如何打破所谓“芝加哥教条”，让理论、模型和现实更加真实吻合，而非仅仅是技术的完美拟合，行为经济学等新的学说应该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对于中国而言，没有太多模型包袱的经济学家们可以轻装上阵，不失为一件好事；然而，全民对经济和经济学的高度关注也为哗众取宠创造了丰厚的土壤。我们所选出的5位“年度公共经济学家”和5位“年度青年经济学家”，在“理论+现实”这个组合上都功力上乘；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是严肃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