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风花雪月太奢侈

　　生于忧患，长于国难，期望民族复兴与启蒙，是资中筠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生命的底色。耄耋之年，她以“每天在电脑上工作六个小时”的效率写作，尽力传播自由思想。近日，五卷本《资中筠自选集》出版

　　苏娅

　　采访学者资中筠，在其位于北京方庄的家——“芳古园陋室”。

　　居室为中式风格，墙上挂着资中筠的先生、国际问题专家陈乐民的书法，笔意中正古雅，三角钢琴摆在客厅中央。“若得闲暇，下午四五点就是弹琴的时间了。”资中筠说，“就我自己的兴趣，我希望过得更平静，但现在，风花雪月已经太奢侈了。”话锋一转，便是其念兹在兹的中国社会现实问题。

　　从体制内的领导（资中筠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到视思想自由为生命的学者，熟识的人对资中筠的印象是——“这几年变化挺大的”。耄耋之年，她以“每天在电脑上工作六个小时”的效率写作，尽力传播自由思想与启蒙的价值。近日，五卷本《资中筠自选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版。

　　自序部分，资中筠开门见山，谈到上世纪80年代一段“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的心境，而面对之后的种种现实，“出世”的心难有，对中国社会的忧虑日益真实、沉重。“自选集”中，早期有不少抒怀、忆旧之文，近期更多是对中国现实的体认和省思，话题涉及中国社会、国际关系、民生、教育等等。

　　生于忧患，长于国难，期望民族复兴与启蒙，是资中筠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生命的底色。因而，其为人、行事、做文章，自然灌注了中外历史和自我心路相交织的省思意识。

　　有感于自身阅历，资中筠和陈乐民始终念念不忘的是知识分子该保持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品格。资中筠在《春蚕到死丝未尽》中，忆及和先生陈乐民的桩桩小事，诸如，夫妇俩每日的下午茶时光，抑或“他知道我在关注什么问题时，常常会忽然拿一本书走到我书桌旁，指给我看某一段话可能对我有用”之类记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爱智慧”、“追求真知”，自然流露笔端。

　　淡蓝色的豆蔻年华

　　“自选集”自序中，资中筠引蔡仲德议冯友兰一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三个时期，概括自身经历。不同之处在于，她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未及“实现”便已“迷失”，可贵的年华总是蹉跎。而往后的“回归”，更多是一种本性的回归，这一本性根源自智识初开时，家国山河的忧患意识和中西文化交融的教育。那时奠定的是非善恶观念，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中西的矛盾。

　　尽管出生在战乱年代，父母给予的小环境仍是安稳、馨合的。其父资耀华，被誉为银行界耆宿、中国金融学界泰斗，资氏夫妇从小就培养孩子勤俭的生活习惯。资中筠回忆，父母不许孩子自己花钱，孩子的服饰，大部分由母亲自制，母亲自己不重修饰，也讨厌把孩子打扮成“摩登洋娃娃”。

　　钢琴是资中筠少年时代最迷恋的事物，人生中的一段纯粹、完整的温暖记忆，也与钢琴有关，即使很短暂。资中筠讲，那时的中学女生都爱选一种颜色作为自己的代表色，她独爱淡蓝色，因其代表自己追求的智慧和淡雅。

　　师从刘金定先生学习弹琴六年之后，老师为资中筠举办了钢琴独奏音乐会，那一年，资中筠十七岁，节目单和邀请信都是淡蓝，最好的朋友为音乐会赠予的水晶胸针也是淡蓝色，至今仍存留。只是，在这之后，一系列时代更替、生活周折，让淡蓝色调的纯净生活破碎。

　　资中筠在《闲情记美》中写自己与钢琴的种种机缘，早已超出了简单的追忆范畴，而带上中国人个体生命里政治刻痕的隐喻色彩。

　　回归自我

　　1947年资中筠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的时候，解放战争方酣。她回忆，后来才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很惭愧。她认为，自己的出身和没有吃过苦的生活需要彻底抛弃。

　　“这是解放初期的认识，我当时特别接受的是，共产党是唯一能够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党，同时，诚心诚意地拥护，马克思主义代表未来的潮流。”

　　“很怕成为毛泽东所说的被时代抛弃‘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脑子里想的都是时代、国家前途这些问题，很少有想柴米油盐的。有相当自觉的部分”，“但是后来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就落入了个人迷信，彻底放弃了独立思考。”

　　“‘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概括特别好。”资中筠沉思片刻说，“虽然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但经历两个时代（民国和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这样。我个人感觉自己回归得比较彻底。现在有很多我同时代的人，因为处境不一样，没有我这么彻底。”

　　准备拥抱新社会的时候，资中筠烧掉了独奏音乐会的纪念物。“没有人强迫。那是1953年左右的事，觉得一定要脱胎换骨，因为我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我一定要加入无产阶级。”资中筠说。

　　她说，这种脱胎换骨的意志，与自己从小所受的“慎独”教育有关，这是从母亲和师长那里得来的道德观念。所以，迫使自己向组织坦白一切想法，“但往往越坦白越糟糕。”她沉吟似地说。

　　至今，最令资中筠内疚的是“三反”、“五反”的时候，被要求与家庭划清界限。她所能做的，就是把与父母亲的通信都交了出来。 幸而，母亲给她的信里没有任何足以获罪的话。

　　“今天的人，很难理解当时两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外国人也无法理解，他们看问题很简单，但事情远比想象曲折得多”，“运动一来，每个人都有一种原罪感。当时的人做这些事，也有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纯粹是卖友求荣，但有的人是真信，就像《牛虻》里亚瑟向神父坦白的心境——他完全相信神父——结果客观上出卖了革命。”资中筠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跟家里来往。只要有运动来，就基本不回家，不去看他们，形势松动的时候又回去，后来发现已经基本不能亲密交流了，父亲后来的很多事情也不再跟我们交心。”

　　“开始是挣扎的，后来就习惯了”，即使谈论一段最刻骨铭心的苦痛记忆，资中筠的语气仍是平静的。在复原一段历史情境，和试图把现实解释得清清楚楚的努力中，支撑其话语逻辑的，是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担待”和对自己的真诚。

　　人物简介

　　资中筠

　　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1930年生于上海，1947年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考清华大学二年级英语专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著有《追根溯源：美国对华政策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等，译有《浪荡王孙》(巴尔扎克)、《啊，拓荒者》(薇拉·凯瑟)、《哲学的慰藉》（阿兰·德波顿）、《廊桥遗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