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多重时代失衡支点

　　

　　

　　

　　

　　

　　

　　站在2011年的尾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世界进入了新的危险期。更有人断言：欧债危机进入了高危区和“生命危险期”。处在这样的结点上，各国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全球金融处于综合平衡的关键性交汇点，如果这个交汇点的平衡能维持下去，那么全球经济就能走向复苏；如果平衡无法维持，全球经济将陷入不可收拾甚至难以挽回的局面。

　　无论是高收入经济体的金融中心还是贸易盈余经济体的金融中心，都沉浸在新的忧虑与思索之中：2012年将进入何种混乱与危险的状态？金融中心是否只有彷徨、等待而别无选择？而如何寻求和化解多重时代失衡的支点，则是重中之重。

　　话题一

　　2012：多重时代新起点

　　多重时代是21世纪以多极经济为基础、多重危机为特征、多重制约为常态和多重失衡为规律的特殊时代。多重时代与单一时代存在着两大区别：一是危机的类型多样化兼同步化，二是金融中心交易紧缩而风险与成本居高。

　　2011年，四大特点在各地金融中心已经交替出现；2012年将呈整体出现，考验着全球金融中心的领导力。

　　1.传统经济与多极经济同时左右金融中心。单一时代金融中心存在的三个前提是美元中心化、资金南北流和经济集中化。这些前提在当前的多重时代依然存在，并影响着全球治理的走向。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的崛起，势必与其先前砸死全球分工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地位发生错配，产生贸易顺差国的外储现象居高不下的现象。新老金融中心的竞合无疑是多极经济为基础的多重时代的制高点，而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一的WTO已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2.危机的数量与结构扭曲金融中心。多重危机的特征就是“一多二重”，一是数量众多、二是结构复杂重叠。如美国由次债危机引发主债危机，一波未完一波又起。危机的构成从银行信用到政府信用、从房地产信贷到金融衍生工具、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相互交叉重叠，剪不断理更乱，深深地扭曲了金融中心的市场与秩序，乃至以华尔街为标志的全球金融中心交易活动受到干扰，而这仅仅是开始。

　　3.新旧联盟与准则搅浑金融中心。至今为止，美元仍是国际金融中心的主导货币，但其地位正在减弱。美元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索偿货币及汇率锚的功能在日益减小。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结果能否应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提出的美国人的美德和优势总能战胜其恶习与缺陷，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擅长全球领导的美国一方面疲于全球治理的综合平衡，另一方面不得不在世界权力中变得更加世故老练，从软实力到巧实力，乃至进入“全实力”，均力图在全球各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和非国家实体的金融中心之间构建错综复杂的联盟与准则，就像全球金融衍生市场那么纷繁隐晦。全球架构的复杂混乱，使得金融中心的生存与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困扰。

　　4.多重失衡考验金融中心。一是世界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全球经济失衡深层次矛盾的激化，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平衡，使金融中心重返平稳增长的状态面临空前挑战。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超前消费、产业转移、资本透支，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背上了贸易盈余的包袱，资本受到发达国家拖累；二是产业中心与金融中心严重失衡。一方面制造业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另一方面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风险和资产风险越来越多地向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体倾斜；三是全球债务与债权角色的严重失衡。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增至8.1万亿美元。与此相对应，全球外债余额为56.9万亿美元，全球前列金融中心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爱尔兰、日本和瑞士分别位居外债排行榜前10位。世界财富增长和财富分配的失衡成为当前各金融中心的重大考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题口号的关键词“99%”就是这一失衡的标志。

　　话题二

　　2011：全球金融领导力困局

　　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动荡，严重挑战着发达国家的金融统御力和新兴国家的经济引导力。2011年全球金融中心似乎出现这样一种特别的现象：在欧美，金融中心的交易日益萎缩、信心越来越弱、矛盾越来越尖锐、冲突越来越难以协调。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以金融中心定位的城市有增无减、信心有升无降，但面临困难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也与日俱增。可以说，2011年是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最为困难、最为混乱、最难掌控的一年，这是绝大多数人所没预料到的。全球金融领导力的困局呈现“无权威、无战略、无英雄”的状态。

　　全球金融三大战略区域的领导统御得到了空前的演绎：

　　1.循环于崛起与衰落之间的美式领导力。在美洲，纽约作为世界头号国际金融中心，其全球交易市场的核心地位已经遭到削弱。北美时区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的领军地位已经动摇，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已经受到质疑。20%的高端金融人才离开了华尔街，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矛头直指纽约金融中心。但美国人倾向于替换和双赢的领导特质，使其在全球背景下的繁荣与权力能在膨胀与收缩之间反复、在崛起与衰落之间徘徊。

　　2.轮换于政客与技术官僚之间的欧洲领导力。欧债危机本质上是欧盟领导的危机，在欧盟，遭受债务危机侵袭的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从今年3月至11月，这五国领导层均由政党政客轮换为技术官僚。原先政客只说不做、顾局部无全局的领导风格正在被技术官僚务实的领导风格所取代，然而技术官僚缺乏政党支持的局面也令人担忧。本来有希望挑战美国地位的第二时区金融中心，已经自身难保；以德法为主的欧洲各国领导人长期建立与巩固的欧元地位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境地。而英国正在为收拾这一残局作出准备。

　　3.交替于经济动力与合作阻力之间的亚洲领导力。东京、新加坡、香港、上海、孟买、首尔、吉隆坡，以及利益范围划入亚洲的悉尼和太平洋盆地的洛杉矶，均可归属于亚太金融中心。这些国际金融中心所在的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美日同盟、东盟加中日韩集团、以及近期美国、俄罗斯的西进与东进，均将各自金融诉求纳入区域竞争，使得利益与货币离散的亚洲时区始终交替于经济动力和合作阻力的浑水之中。

　　世界金融中心首次出现这样的现象，即金融中心集中发生在所有发达的经济体，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中心则相对较少地受到欧美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呈现健康稳定的状态。这与上世纪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大多发生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欧美金融中心往往置身度外形成鲜明对比。

　　2011年全球金融中心的困局告诉我们，领导统御已超越汇率利率政策，成为金融中心发展的首要因素。这在领导资源匮乏的今天显得特别稀缺与珍贵。

　　金融海啸以来，在欧美金融中心的领导力遭受削弱之时，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的领导力统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这从2011年全球金融中心成长性指标方面可以看出，上海已列首位。

　　尽管亚洲新兴金融中心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但从法治环境和综合实力相关指标来看，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中心仍处于领先地位。这在2006年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首创的六大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评价与排名中得到了印证：这份国内首例开展的对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评价报告公布，上海跻身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前六位排名（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香港、上海）之列（见表）。近几年务实高效的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法治环境方面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如在全国率先通过地方人大颁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促进条例，并在相关法治方面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软环境，努力塑造高效、透明、公平、公正的金融中心文化。

　　话题三

　　多重时代支点：金融保守

　　在多重时代到来之前，经济思潮泛滥，金融自由、金融创新和金融激进主义各种思潮纷纷登场混淆视听，然而金融保守却成为这次思潮的缺席者。这为我们寻求多重时代的支点带来了很多障碍。

　　金融保守是指金融决策与金融行为中审慎、诚信、可靠、适度的原则与规范。金融保守不同于贬义的保守主义和金融压抑。近30年全球化的正反经验表明，金融保守缺位不仅是欧美国家的问题，也是全球各国领导哲学贫乏的通病。英国和美国作为近现代两大金融强国，各领金融风骚上百年，奥秘在于这两个国家的决策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坚持金融保守。伦敦金融中心的适度开放和“原则监管”的适时实施，是英国金融保守的两大亮点；纽约金融中心繁荣时期恪守的分业监管和“9·11”后实施更严厉的《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表明金融保守与国家实力呈正相关关系。

　　1. 金融保守缺位：欧美衰落的要因

　　金融保守是领导统御的重要支点。当英国保守力量衰退时，英国经济迅速下行。当撒切尔重整保守党时，国力随即上升；当里根重整保守财经政策时，美国也重振雄风。可见，欧美的曾经强大并不完全在于经济、科技和军事（在建国初期并不发达），真正使英美强大的是包括金融在内的保守力量。而目前他们的衰败，正是因为金融从业者和决策者严重偏离了审慎与适度的底线。

　　国际金融发展史就是金融保守与金融创新博弈的历史。金融保守并非因循守旧，而是保守金融底线。由于华尔街兴起的金融工程、金融自由、金融创新三种思潮的结合，将金融衍生品推到了顶峰，导致了全球的悲剧。其中，金融保守缺位和缺席正是底线失守和悲剧泛滥的重要思想基础。

　　美国历来以金融立国。表面上看是世界金融创新的发源地，但在本质上也是典型的金融保守的大本营。从格林斯潘到伯南克，都是货币政策的保守者；从克林顿的财政盈余政绩、小布什主政通过的萨班斯法案和坚守金融分业监管、到奥巴马的强化监管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都是典型的金融保守决策行为；甚至索罗斯、罗杰斯和巴菲特等金融巨子都靠坚守金融底线才保持成功。而像雷曼和曼氏等碰得头破血流的投行，均为超越底线、过度投机的激进者。

　　真正的创新是以金融保守为底线，以杠杆适度为界限的理智行为。凡保守底线的金融创新才能成功；而不适时宜的固步自封和无所作为，也会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实际上，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在金融保守底线上取得的成果，而一旦超越失控，则形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因此，我们所处的多重危机时代，迫切需要长期缺位的金融保守恢复应有的地位。当然这与提倡保守主义与金融压抑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说20世纪是金融创新过度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是金融保守归位的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讲，长期看好金融保守，应成为所有决策制定者、金融从业者和企业家急需形成的共识。

　　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海啸和债务危机是金融底线失守的结果，欧债危机也是追随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创新吞下的恶果。随着欧洲部分国家领导人的技术官僚化，收拾旧残局的攻坚战和回归金融底线的持久战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可以预见，在很长时期内，欧盟将成为金融保守的重要领地。

　　2. 在混乱中保持清醒：领导统御的反思

　　在欧债危机爆发初期，敏感的经济学家提出世界将进入十年混乱。然而，混乱在何处？如何在混乱中保持清醒？金融中心的领导统御者不妨在如下方面引起反思：

　　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反思。应当清醒地看到，近十年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美国正在新兴国家崛起和西方发展相对停滞的状况下维护其领导权杖，维系其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新兴国家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第二个华尔街。找不准自我定位，将在十年混乱中付出沉重的代价，其中最大的代价是错失正确定位而贻误的战机。

　　国际金融知识体系的反思。多重时代的一个显著危机，是经济学和商学院知识体系的危机。越来越多的现实证明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和滞后性，用别人的钱赚钱而不承担责任的某些商学院传授的知识理念，仍被不少缺乏批判能力的青年职业经理人奉为圣经至宝，严重腐蚀了社会的信用底线。某些国际金融认证体系中的缺陷，更是助长衍生品泛滥的工具。而对这些危机的无知则是最潜在的危机。

　　主动金融战略的反思。2007年，笔者在主动金融战略中提出了“四定原则”，即新兴国家要参与定规则、定产品、定价格、定人才。近五年来，发达国家定规则、新兴国家被规则、发展中国家守规则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观。在未来十年混乱中，更应保持冷静、韧劲，内化主动金融能力。否则将难以驾驭金融格局，掌控必要的制规权和定价权。如近期一些国家“去WTO”的思潮与暗流是值得警觉的，这似乎预示新的贸易保护联盟和不合理的贸易金融准则或将出笼。

　　3. 坚守金融保守：中国改革与创新底线

　　中国有13亿人口，是社会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巨大动力，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巨大隐患。数学上的概率，一旦进入13亿人口体系，就会从小概率扭曲成“大概率”（绝对量），从而成为各种风险的集聚点，尤其是金融领域。所以在中国的财政金融决策中，应该充分估计到“大概率”的风险度，审慎坚持金融保守底线，这是中国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领导统御的重要特质。而目前我国在金融保守方面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位现象：即决策缺位、地方缺位、民众缺位。为此，我国在金融中心发展与改革创新中应坚持金融保守底线的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将金融保守列为金融决策的基调。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是最大的底线。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主要金融机构应在金融保守的基调下，将“战略守线、战役求胜、战术求精”作为各项金融决策和改革创新中的三个原则。

　　战略守线：中国的金融中心与要素市场固然存在创新不足的问题，而且在未来还需通过先行先试与综合配套改革等组合政策来探索金融创新。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中，我们已看到坚守底线的制度经济优势。因此，在顶层设计金融总战略时要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适度的持久增长与适度的通胀率，坚守一定规模的农田总量、一定规模的信贷盘子和绿色金融指标等。在未来30年的开放中，决策层应该坚持有底线的开放和开放中的守线。如我国对银行资本金的规定有的已高于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体现了中国银行业的审慎态度。

　　战役求胜：要么不做、要做便要求成，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金融中心的关键战役中更应坚持。如2010年11月22日至2011年9月末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人民币兑卢布的交易量已达到33.10亿元人民币，超过了人民币兑英镑的交易量，体现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一定的定价权（中间价格的形成和浮动幅度的弹性）。对这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战役成果，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今后几年特别要谨防某些国家在多边机制与双边机制（如TPP）混合体中形成新规则，围堵人民币在新兴货币市场中的份额。

　　战术求精：“精”是底线的准确表现。在未来金融市场的各项改革中，要精确把握各种度数。如我国城商行的发展，已呈现一味追求资产规模扩张的趋势，应当引导城商行的经营决策层选择“挑不起100斤的，不妨挑50斤”的稳健战术，否则发生一个案子将吞噬城商行十年经营成果。

　　第二道防线，将地方金融平台列为金融守线的重点。近年来，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地方金融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上海务实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创造了四个中心整体发展的成功经验；重庆根据区位特点，实施货币结算中心和通过新疆发展欧亚商贸走廊，探索区域金融中心的新型模式。但是过度的投融资也已成为我国部分省市地方金融平台的常态，一些城市片面热衷于区域金融拓展规模和同质化竞争，造成资源浪费、规划雷同，严重影响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由此，国家在加强对地方金融平台的指导与监管时，要给予有针对性的量化管理。

　　第三道防线，着力将理性诚信植入民众金融行为的内涵基因。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众一方面成为经济增长的获益者，另一方面也成为金融投机思想的受害者。尤其是近几年泛滥的“不差钱”观念，与当年充斥日本民众中“买遍世界”的膨胀心态有所类似，严重误导了民众的金融行为和理智。“不差钱”作为一种娱乐未尝不可，但从财富管理角度看是一种误导，从社会认知角度看更是一种愚昧，而从金融决策角度看则是导致风险失控的潜意识和定势。反观发达国家金钱观念的价值导向，更注重正确的定位（如崇尚“聪明的钱”的风气），以及正确的用途（如推崇“钱是用来帮助人的”理念）。因此，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我国应着力建立民众金融文化行为的长期培育计划，引导民众形成理性和诚信的内涵金融行为，尤其要杜绝低俗粗糙的节目和传播行为。

　　（作者系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