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对待中国现代化应走出传统"中西之争"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形成了三种模式。三种模式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其背后却有一条共同的内在逻辑，这就是从“西化”到“中化”，“中化”与“西化”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

　　自从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航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从未完全中断过，也从未一帆风顺，而是断断续续，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期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从19世纪中叶到1911年清政府领导的现代化，从1912年到1948年国民党领导的现代化，1949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这三个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其实也是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因为它们分别与三种不同的政治框架相结合。用国内通行的术语来说，这三种模式就是：清王朝的封建主义现代化、国民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然而，令人感兴趣同时又发人深省的是，尽管这三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是在它们的背后却有一条共同的内在逻辑，正是这条共同的逻辑把三个不同阶段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起来。这条逻辑就是从“西化”到“中化”，“中化”与“西化”之间不断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近代以来，“西化”对“中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拂之难去的悖论。“西化”即“西方化”，其基本意思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全面向西方国家学习和接近的过程，不仅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要引入西方国家的制度和方法，而且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也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中化”即“中国化”，其实质性意义是，中国在经济科技上比西方国家确实落后了，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却是最先进的，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和科技，最终是为了强国之“本”，即巩固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

　　一、从洋务运动一开始，朝野之间关于“西化”、“中化”的论争就不绝于耳。“西化”论一度在知识分子中占据支配地位

　　我们先来看看清政府的现代化。清政府在被迫进行现代化之初，实行了“洋务运动”，译成英文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运动。此后，“西化”便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伴随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并且形成了支持“西方化”运动的各种学说观点。但是，从洋务运动一开始，朝野之间对“西化”的反对之声就不绝于耳，也同样响彻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在反对“西化”的过程中，也慢慢形成了从整体上反“西方化”的系统理论，即各种各样的“中化”理论。1898年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试图为当时的“西化”vs“中化”之争做出调解和裁决。张之洞的这一态度很快就为清朝当局所接受，并且成为官方的政治判断和现代化的基本政策。“洋务运动”也随之转变为“中体西用”运动。

　　中西之争在民国时期，特别是在“五四”以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表现得更加充分。自从清末实行洋务运动以后，现代化的合法性问题便开始逐渐让位于合理性问题。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讨论的重心事实上已转移到现代化的模式上，也就是转移到中国应当实现何种现代化这一问题上。关于中国应当实现何种现代化的争辩从“五四”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40年代，而在30年代达到高潮。当时展开的几场大讨论，如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关于“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讨论，说到底是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理论，如“全盘西化论”、“世界化理论”、“充分西化论”、“中国本位论”、“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中西互补论”、“中国国情论”、“中国特色论”等等。今天，当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场大讨论时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异，但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不外是中国将要实现的现代化应当是西方式的还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西化”和“中化”的问题。

　　我们把主张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简称为“西化论”，它包括“全盘西化论”、“充分西化论”、“世界化论”等。这种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认为西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模式。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们甚至不愿采用“现代化”、“工业化”等概念，而坚持用“西化”来概括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代阶段。到30年代，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放弃使用“西化”概念而采用“现代化”或“工业化”等概念时，“西化论”的主要代表陈序经颇不以为然，他说：

　　此外，严既澄先生又以为“西化”这个名词颇不适当，最好改为“现代化”。胡适之先生在其著作里，也用“世界化”三字。我个人在以往的著作里，也用过这两个名词，但我以为，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为世界化之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这个名词，不但包括了前两者，而且较为具体，更易理解。胡先生虽用了“世界化”的字样，他却仍用“充分西化”的词句。至于严先生虽觉得“西化”两字颇不适当，但他也依然采用“全盘西化”的词句。所以我相信“西化”这个名词的采用，是不会发生问题的。

　　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感是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产生的。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着先进的武器和产品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威力，发现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他们感到，若不迎头赶上，中华民族必将覆亡。从那时起，先进的知识分子便决心把西方作为榜样，向西方学习。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先进的物质文明乃至精神文明都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因此他们把中国的发展目标定为“西化”或“欧化”。“西方化”的意思就是全面引进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现代的科学技术、民主政治、教育、文化、艺术等等。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化”几乎完全等同于“现代化”，人们经常不加区分地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像陈独秀、胡适这些现代化运动的早期倡导者都使用“西化”和“欧化”的概念。事实上，把“西化”与“现代化”加以区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先生证实了这一点：“‘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就现在所知，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被推广使用的正式开端”。

　　西化论者屡屡强调，“西化”就是世界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这种潮流是无法抗拒的，谁抗拒就是自取灭亡。“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在他们看来，西洋文明已超越了国界而成为全球性的普遍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全盘西化并不是效法哪个国家，而是吸取人类的共同财富。“所谓西洋文化，从历史看，并非西洋人所注册的专利，从地域看，它已风靡全球。……(西洋文化)可名正言顺地唤作现代世界文化。我们之吸取所谓西洋文化，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成为世界队伍中之一员猛将”。

　　反对西方式现代化的人提出的理由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固然发达，但精神文明却不如中国。对此，西化论者提出了强有力的反驳。他们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物质文明体现着精神文明，西方不仅物质文明的程度比中国高，精神文明也比中国高。西化论的主要代表之一林语堂专门做了一篇题为“机器与精神”的文章，针对“称西方文明为物质文明、机器文明，而自称吾国文明为道德文明、精神文明”的理论，他说，有物质文明未必就没有精神文明，反之，没有物质文明未必就有精神文明。西方不仅有物质文明，而且也有精神文明。西方的科学、政治、教育、学术等精神文明都比中国先进。他形象地比喻说：“坐在自来水马桶上大便的人精神上未必即刻腐化，坐在中国的苏杨马桶上大便的人，精神上也未必保得住健全”。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须记得机器文明，原来也是人类精神之一种表现。有了科学，然后有机器，有了西人精益求精的商业精神，才有今日人人欢迎的舶来品。

　　西方式现代化理论虽然一度在知识分子中占据支配地位，但在20世纪30年代，它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其支配地位也逐渐让位于另一种对立的理论，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或“中化论”。

　　（责任编辑：林秀敏）

　　

　　二、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化论”遭到了严重挑战，“中化论”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影响日益增大

　　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论”、“中国国情论”、“中体西用论”、“中国特色论”、“中西互补论”等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并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但都可归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范畴，我们把它们简称为“中化论”。它们的共同主张是反对中国实行西方式现代化，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合起来，在保存中国传统的同时吸取西方的优秀文明。换言之，就是要按中国的传统或国情来实现现代化，使现代化带有中国特征。例如“论中国化”的作者张申府所说：

　　我们总相信，改革中国是为了中国，至少也是直接为中国，其次才影响到全世界。同时改革中国总要就中国找办法，虽然一般大法不妨借资他人，借镜他国。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会中国化。……但令自己作得了主宰，但令把用在中国的东西都斟酌着中国化，使它切合中国的国情，这样子，不拘什么外来的东西，都可利用之，既用不着什么疑惧，更不必作什么排斥。如此大哉中国！中国本来是如此的，希望现在正在自觉地建立着的新中国一定更是如此。

　　中化论者首先重新界定了“现代化”的概念。与西化论者不同，他们不再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而把它界定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社会进步过程。“所谓现代化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机械化的意思，就是民族工业化的意思”。“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工业化”。在中化论者看来，现代化的主要意义是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国家的富强：“所谓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换言之，即使中国经过一次彻底的产业革命。因为无论中国之前途为资本主义或为社会主义，但中国经济之应改造与生产力之应提高，则为毫无可疑”。

　　将“西化”与现代化区别开来，把现代化界定为工业化，这对于中化论者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为将西方的工业文明与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分离开来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在不根本变动政治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换言之，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未必非要西方化。

　　他们尤其强调中西文化的互补性。著名教授张东荪认为，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不相冲突，并且是相辅相佐的”。著名科学家卢于道也重复了这一论点：“所谓文化，原为适应民族生存之资源，为历史之积聚物，吾人殊不必斤斤于何者为中，何者为西，何者为新，何者为旧之辩。凡有裨益于我国家民族之强大繁盛者，皆可采用之。西洋各国并不以采用中国之指南针为中国化，吾国采用西洋之火车轮船并非西化。吾人更不必因求全盘西洋化而放弃中国原有之指南针等等固有之发明”。

　　中化论者在强调中西文化融合的同时又指出两者有抵触的一面。强调中西文化相矛盾的一面的潜在意义在于，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生搬硬套西方的文明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甚至给中国带来灾难。他们常常指出，许多西方先进的东西到中国后就变成畸形的东西，而失去了其原先的先进性。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当西化论者把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西化”不够时，中化论者则把它归结为“中化”不够。他们痛心疾首地指出：

　　民族特征，即普通所谓“国情”。中国六十多年，维新变法革命之所以失败，由于不明国情，欧化者“削足适履”，以致“橘过淮南为枳”，欧美议会政治，搬到中国就成为猪仔政治。……外国科学教育，搬到中国就成为洋八股，美棉移植中国，产量就要减少，意大利蜂移种中国，酿蜜也比较不多。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国情”或“中国本位”呢？在这一问题上中化论者之间争议颇多。有人认为“中国本位”即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它包括“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有人则把“中国国情”理解为民族特征，它包括自然环境、民族素质遗传和历史文化。

　　一方面，中化论者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优秀的成分和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另一方面他们又指出西方文明也并非全然是好的，它也有良莠之分，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西方文明，同样会给中国带来灾难。西方人固然比中国人富裕，但西方国家两极分化，劳动人民受资本家剥削。瞿秋白这样说：“一方面有人因为痛感过剩，把大量的棉花和粮食销毁，把大量的牛奶倾诸河流，把鱼投入海中，把玻璃毁坏。另一方面呢？则成千整万的失业群众忍受着饥寒的熬煎，求一饱而不可得。以单是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这世界还是不免于畸形发展，不免于造就惨绝人寰的悲剧。上一回的世界大战，不就是生产技术进步所收获的果实吗？”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化”与“中化”的争论，更多地表现为“美国化”与“中国化”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现代化战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次重新面向西方国家，“中化”、“西化”的问题从而也再度出现在中国知识界面前。但是，这一次“西化”vs“中化”的争论，更多地表现为“美国化”vs“中国化”的争论。“西方化”与“反西方化”，或者更具体地说，“美国化”与“反美国化”，再次成为目前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极端，而其影响所及则已经远远超出意识形态领域，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出版，直至人们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

　　我们先来看看被视为“西方化”和“美国化”的种种表现。语言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学习英语是当今中国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在城市和农村中有条件的学校，小学就开始设立英文课，而到了大学阶段，学生们用力最多的恐怕就是学习英语。以上还只是一些表面性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甚至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都成为许多中国人追求和效仿的对象。“美国梦”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年轻一代中许多人的理想。

　　另有个别人甚至认为，在美国的强大攻势和收买政策下，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等社会上层已经被“美国化”，中国的精英文化已经是一种美国式的文化。最近这些年发生的新一轮移民高潮，由于有许多“富二代”、“官二代”和“裸官”的加入，似乎更加证明了上述观点。

　　“西方化”和“美国化”的对立面是反西方化和反美国化。反西方化，特别是反美和抗美是中国近代以来一种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一部近代中国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也是一部反西方列强和反美抗美的历史。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反美情绪有了很大的缓解，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反美情绪又开始加重并达到了一轮新的高潮。翻开讨论国际关系、民族文化和全球化的报刊书籍，就可发现大量斥责“美国化”的文章。许多中国人揭露美国对中国实行的“西化”或“分化”图谋，痛恨美国人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蔑视美国人的傲慢无知，直至讽刺那些主张向美国学习的中国人为“洋奴”、“西奴”或“媚美派”。

　　反“美国化”的人认为，美国不但不值得中国效仿，而且中国也完全可以不理美国的霸道，中国应当对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不必处处看美国人的脸色行事，更不必事事对美国作出妥协。前些年几位年轻记者顺应这种反美情绪编写了一本叫作《中国可以说不》的书，一时间反响巨大，洛阳纸贵。其他出版商也赶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出版“良机”，组织人员编辑出版了好几本类似的书籍，诸如《遏制中国》、《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就是要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等，其内容多半是宣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反美情绪，掀起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一个小小的反美高潮。要不是有人为的干预，类似的书可能还会出版更多。所有这些作品都以相同的逻辑宣扬一个相同的观点：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早已拥有核武器，又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迅速，综合国力已经足够强大，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美国仍然是一只纸老虎，它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强大，但实际上自身有许多内在的缺陷，外强中干，财政金融危机已潜伏多年，它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了不起，它的没落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况且，在1949年前的国共内战以及朝鲜战争中，它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都以失败而告终，“美国拿中国没有办法”，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美国说“不”。

　　近几年“中国模式”之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化”与“西化”的思维逻辑。“中国模式”本来是一些学者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但最后却从学术话题转为政治话题。从其学术本义来说，“中国模式”只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系列别具特色的制度、政策和策略的总和。它是一个工具性的分析范畴，无所谓褒贬。“中国模式”既有成功之处，亦有惨重教训，而且尚未定型，处于形成之中。但当“中国模式”转变成政治话题之后，含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赞成者眼中，“中国模式”似乎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已经完全定型，无需改进完善；不仅可以拯救中国，甚至可以拯救世界。相反，在反对者眼中，“中国模式”则简直一无是处，它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是所有社会问题的源泉，从而对“中国模式”形成口诛笔伐之势。

　　（责任编辑：林秀敏）

　　

　　四、走出传统的“中西之争”，是现时代对待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态度，也是中国新型文化的重要特征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大讨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极端的观点日益少见。虽然他们在根本立场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无论是中化论者还是西化论者几乎都不再因为自己主张西式现代化或中式现代化而绝对排斥中国传统或西方文明。例如，西化论的主要代表梁实秋尽管认为中国文化中值得称道者寥寥无几，但也终于承认，“我们若把文化分析成若干部门，我们就可发现：⑴有中国优于西洋者；⑵有西洋优于中国者；⑶有不必强分优劣而可并存者；⑷此外更有中西俱不高明而尚有待于改进者”。中化论的主要代表梁启超说中西文明是可以互补的：“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正是我们的责任”。

　　从先前的两个极端逐渐走向折中，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这表明他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历史趋势：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得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变得日益频繁，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渗透日益明显，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这是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同时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意识却日益增强，民族文化的特征日益被人强调，全球化不是消灭民族特征，而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完全的闭关自守和彻底地放弃民族特色都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已开始认识到这两种并存的看上去似乎矛盾的趋势，但他们对此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在争论和反驳时也常常不得要领，甚至自相矛盾，经不起认真推敲。

　　20世纪80和90年代以后，人类开始逐步走进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化时代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化正在并且必将逐渐改变“西化”、“美国化”、“中国化”等语境，为各种文明的相互学习和相互影响提供一种新的语境。全球化将现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所以，学习现代的西方文明并不等于“西方化”，反之，学习现代的东方文明也不等于“东方化”，正如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并不表明中国社会的“西方化”或“美国化”一样。全球化与本土化或民族化是相辅相成的，中国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文明，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而言之，中国要真正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就必须充分发扬自己的独特优势。总之，正像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和美国化一样，全球化也绝不等同于西方化或美国化，任何设想中国参与全球化就会被“美国化”或“西方化”的企图和担忧，最终都将证明是短视的。

　　纵观“中化”与“西化”的百年之争，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首先，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其次，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的转型过程，在一个世纪后已经接近完成，一种全新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翻版，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成果。它体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全球性的统一，在最大程度上包容了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相互对立的两种极端观点。最后，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世界，正像世界文化正在走进中国文化一样。中华文化正在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由、平等、尊严等人类普遍价值则正在被有机地整合进中国文化之中。(俞可平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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