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校车能否撼动“官本位”

作者: ■本报评论员赵民望

　　距离甘肃庆阳发生的校车惨剧时间实在太近了，因此当辽宁再出侧翻事故之后，公众的愤怒真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幸的是，辽宁凤城校车侧翻事故只是造成了35名孩子受伤；令地方当局庆幸的是，该车“各种证件齐全”、“符合核准的载客人数”。然而不得不指出，车辆在“技术上符合安全标准”的事故，早有“经常违规超载”的举报。没有出现“死人的事情”，恐怕是各地尚在整治校车事故高度戒备之中的缘故。

　　不幸之中有万幸，可是我们依然要面对高危校车常态化的趋势。甘肃庆阳校车事故以21条生命的代价，引发的不应只是全社会的愤慨。就在此间，又有“长春一荷载8人的校车挤进了22名学生”的新闻曝出。在两个月时间内，广州交警累计检查校车36000多辆次，查处校车各种交通违法行为1100余宗，其中超员问题最为突出。不仅如此，一边是校车的非法营运，一边有惠州、深圳等地连续发生的校车“闷童”事件。可以说，校车事故的频发，令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官员颜面尽失。

　　可惜，我们所看到的依旧是一种惯性动作的重复：严查相关责任人，开展针对性地安全事故大检查；与以往稍有进步的是，甘肃庆阳既做出了对“正宁县教育局局长、分管副县长停职进行调查”的决定，也表示政府“将2012年公车预算全部用于购置标准化校车”。

　　事后追查责任人，亡羊补牢实属必然。但是，为何警报不止？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校车事故的频发？无论有多少应对举措，这始终是一个必须深挖的问题。

　　有网络投票显示，造成事故的原因，36%的网友认为是“社会监管缺失造成惨剧”；26%的网友认为是“交通安全责任意识不够”；认为“校车资源缺少导致超载严重”和“校车质量标准太低”的网友各占22%。问题虽有一大堆，以校车超载为例，原因不外乎学校购买力的不足。

　　教育是公共产品，学校本不应是缺少“公车”的地方，事实恰好相反，校车达不到最低层次的需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每年的公车消费、公款招待费和出国费用三项支出加起来总额高达9000亿元。领导干部下乡坐吉普、进城有轿车的豪华公车配备早已不是新闻。当公共资源被各级政府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占用之后，学校缺校车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好车都在政府等公务机关的大院里。

　　我们不怀疑处理责任人、严查严管校车的效果，我们担忧的是血染的校车是否撼动了官本位？忧虑的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举步不前。仅就安全说安全似乎也不难，国务院日前已要求“法制办一个月内制订校车安全条例”；难的却是温家宝总理有关“校车工作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多方筹集”承诺的落实。因为，这个兑现的过程，就是政府“民本位”或官本位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