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惊心的校车，补偿曾经的亏欠

　　□王聃（长沙）

　　“近来，一些地方连续出现令人痛心疾首的重大校车安全事故。这件事情提起来，我心里也很不安。”“我要求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也就是说，把校车安全问题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27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表示，要让校车成为学生安全的流动校舍。（11月28日《京华时报》）

　　毫无疑问，无论是此前的民间呼吁，还是即将出台的《校车安全条例》，它们的指向其实都殊途同归：致力于打造一辆安全的“特权”校车。在甘肃庆阳校车车祸后，一张照片在网上热传：2006年11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一辆素以剽悍著称的悍马撞上了停在路边的无人校车。结果，悍马半个车体粉碎，校车却安然无恙。图片的被热传，其实更展现出对于校车的围观者要求：它应该是最安全、最坚固、最能解决孩子们出行难题且最具有“特权”的公共交通工具。这种要求有必要经由《校车安全条例》制定的公共议程来实现。

　　历次校车事故后的省思，早已厘清了一些最基本的事实：一方面，校车事故频发，而各地相关的改进工作依旧止步不前，对于校车的治理已经处于一种事实上的“熟视无睹”中；另一方面，最容易发生校车事故的地方多是农村贫困地区，原因又多是教育资源投入不足，财力不济。也许，《校车安全条例》需要直面纷繁复杂的现实，其条例更需要精细化。不过显然的是，治理校车难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正是这两个方向性的痼疾，一个是确保校车治理“必须行之”，不能总停滞在怀柔的表面动作中，再一个是确保校车治理“能够行之”，从制度设计层面保证其财政的供给，与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我们需要一部什么样的《校车安全条例》？也许每一个观察者会有自己的诠释，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首先应为一部体现“关怀”的条例，是一部将保护学生权益、极力打造社会校车文化为己任的责任法典，“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序，主要是看它怎样对待孩子和妇女”，校车上承载的，其实是一个大国不能被轻易伤害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言之，我们期待《校车安全条例》在预防伤害上表现出更多的周密与细致。只有真正构建起无懈可击的校车安全网，悲剧才不会一次次踏着噩梦前来。而说到底，告别惊心的校车，不过是为了补偿我们曾经所有的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