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尸案”及案例效应

作者: ■本报评论员高初建

　　今年4月2日，广东阳江公务员周腾越在家与妻子发生激烈争吵，周腾越随即用铁锤和木板将妻子杀死，并残忍将妻子尸体肢解为63块，装入塑料袋运往50多公里外的乡间竹林掩埋，事情败露后自首。近日，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周腾越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判决结果不服，受害人家属向阳江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抗诉申请书。但到目前为止，检察院的答复是“确定不再对案件进行抗诉”。

　　在接连发生公务员“裸聊”、打父母等事件后，竟然发生了公务员杀妻碎尸的恶性案件，公务员队伍的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状况，以及公务员们处于多种压力下的生存状况，令人深思。

　　同样值得深思的是，周腾越犯罪后一审居然只判了死缓，不知法院是怎么想的？要知道，自古以来杀人碎尸都属于犯罪手段十分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的案例，法律对此毫不留情。即使在西方国家，只要是保留死刑的，对此类恶性的、通常被认为是变态的案件基本上也是判处死刑，没什么争议。但这次在阳江，周腾越可能开创了一个先例。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成文法”，不是“案例法”。一般情况下，某一个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会成为其他相似案件的判案依据。但在现实中，一个典型案件的判决，可能会产生预料不到的巨大影响。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是2007年9月南京鼓楼区法院做出的“彭宇案”判决。该案的具体经过许多人都清楚，在此无需赘言。不过必须要说的是，“彭宇案”之后，全国各地一再发生“老人倒地无人扶”，“热心人救助反被诬”之类的事情，甚至发生了让国人蒙羞的“小悦悦事件”。这一切，如果说与“彭宇案”没关系，纯属睁着眼说瞎话。

　　法院办案是专业性很强的事，比如“彭宇案”，就涉及民事诉讼是否适用“疑罪从无”、“无罪推定”，是否应该“谁主张谁举证”，法官能否运用“自由心证”的逻辑推理分析判定当事人的责任等等关键性的问题。然而，在法治社会中，任何案件的审理，都不能不考虑其对社会公众的公开性警示和“暗示性”影响的双重作用。“彭宇案”判决后，为彭宇作证的一位先生激动地说：“朋友们，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有人评论认为，“彭宇案中只有法律问题，没有道德问题。或者说，在法律问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谈论道德问题是非常危险的。”这话的实际意思几乎就是公开宣布，助人为乐风险太大，不讲道德可以明哲保身。

　　与具体案例相比，制定什么样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否严谨，是否可行，是否可以防范负面影响，肯定更为重要。在欧美一些国家，为了给伤者、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责任，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专门有一部《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同时，该法还要求公民有义务帮助遭遇困难的人，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否则“无视提供协助的责任”将被视为违法。有了这样的法律，一方面，公众知道提供救助者可以免责，做好事的积极性有了保障；另一方面，公众也明白，见死不救是不行的，不仅不道德，而且是犯法行为。

　　《史记·商君列传》中讲过“徙木立信”的故事，说的是法律的推行必须要有权威性。其实，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不仅在于是否令出必行，还要看它在实践当中能够发挥多么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