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说事：公车到校车的距离

　　近期，有“两类车”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白热化程度已经超过人们关于“两桶油”的热议。这就是“公车”和“校车”。

　　从1994年算起，公车改革在中国已经开始了17年，尽管在2003年再次实施“公车货币化改革”，进入深度改革的公车仍是“起步”维艰。

　　11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联合发文，进一步降低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的采购价格。两天后，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公车改革的内容第一次被写进了行政法规，这似乎在诟病已久的公车配置堡垒上打开了一个法治的窗口。

　　各级行政部门传递了半个多世纪的公车方式就此戛然而止？欣喜之余人们不禁反问，法规的执行力有多强？结余的费用将如何使用？甚至按级别核发公车补贴的背景也让人对其产生保守思维的质疑。

　　几乎就在这两部法规出台的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针对近来甘肃、辽宁等地连续出现的重大校车安全事故，要求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这不仅意味着校车的安全问题开始纳入法制的轨道，也意味着这辆让国家总理亲自过问的校车驶到了当年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高度。

　　总理亲自过问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吗？答案是肯定的。法规一个月内出台，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目前还无人解答。我们只知道同为经济大国的美国已有超过500部校车法规记录在册。

　　“两类车”的话题，让世界再次评估中国的“软实力”这一概念。在公车的配置使用待遇上，我们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彻底展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物质硬实力”。相反，校车的配置保障上却很难彰显一个拥有数千年文化传承大国的“文明软实力”。

　　按教育部的数据，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的预算，且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最后的结论认为，4500亿的政府买单费用太大。

　　与此相对应的是，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每年支出1500亿元以上，这还不包括医院、学校等其它领域的用车。

　　当然，公众不会天真地以为，遏制了公车消费就可以弥补为校车买单的巨大支出。但有一个现象在于，每年递增的公车消费越来越快地拉远了和校车之间的距离，这让中国向世界展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文明软实力”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国家，中国需要对国际社会兑现承诺，以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中国还需要对内满足大众更多的公平和福利，以构建一个对国民“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这些，既需要实力的长期竞争，更需要兼顾当下社会需求的现实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