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频：商帮文化不只是青春痘

　　特约记者 李雅璐 本报记者 沈山 北京报道

　　 中国传统商业在世界上是一度领先的，与之相伴的商帮传统也曾促进了中国商业的繁荣，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商帮文化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究竟该如何与现代对接，其现代演进的路径该如何选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商帮文化研究专家、《当商帮已成浮云》作者徐志频。

　　商帮文化是否是贴标签

　　 《华夏时报》：有读者质疑“商帮文化”这一概念有贴标签的嫌疑。那么，历史上除了较为确切的晋商、徽商等商业群体，书中所述的其他商帮概念是否真的形成过？

　　 徐志频：商帮古来就有。

　　 后人对古商帮的挖掘，确实比较迟。比方我在书中定义的浙商。浙商在历史上至少包含两大商帮：宁波商帮和龙游商帮。其中的龙游商帮，是明清十大商帮中唯一以县域命名的商帮，当初差点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翻遍国内所有史料，都没有“遍地龙游”的出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学文凭着民间流传甚广的一句俗语“遍地龙游”，到处翻历史。一次在日本偶然发现了一份《皇明条法事类纂》。上面记载，在明代，为了应对各地日益壮大的商帮团体，龙游商人在北京建立起了会馆。龙游商人还与江西安福地方商人合计5万多人，跋山涉水，来到云南姚安经商垦荒。这样大规模的迁移经商，引起了朝廷的恐慌。明成化年间，朝廷多次发文通令浙江、江西两地，要求遣返这批徒流边疆的商人。这些史实，足以成为证实龙游商帮存在的“纸版活化石”。

　　 《华夏时报》：能否具体谈一下为很多人所乐道的“儒商”这一概念的精神内核？除了“儒商”，中国传统商人还有哪些其他类型？

　　 徐志频：“儒商”是个很别扭的概念。近年来包括冯仑等大商人还在用。它最先来源于徽商。在《当商帮已成浮云》的“徽商”一章中，我已经很详细地说了，儒商是权力社会压迫下的变种。

　　 《华夏时报》：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传统商业文化尤其是所谓商帮文化，对中国现代商业及现代企业家能带来哪些具体的精神滋养与实践经验？

　　 徐志频：过分依赖权力去从事商业交易，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最明显的特点。我在新书中将商帮文化做了许多否定，从今天“企业公民”价值观的角度，是承认商人是具备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人的前提下的。“企业公民”价值观，我赞成英国式定义：企业是社会的一个主要部分；企业是国家的公民之一；企业有权利，也有责任；企业有责任为社会的一般发展做出贡献。企业有独立人格、有权利、有义务，那么它的发展就走上了正常的轨道。问题这么简单，我们依然没有做好。

　　 如果就继承与建设性的一面看，商帮文化不是一无是处。比方说诚信。当年晋商以诚信闻名天下，虽然这是封建宗法家族式的熟人社会里产生的诚信，但“商业诚信”的品质，可以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地来继承。再比方能吃苦的实干精神，这点在所有商帮中更显著，晋商像牛一样能吃苦，徽商像骆驼一样能吃苦等等。

　　 随举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出，咱们的老祖宗当年买卖干得很辛苦，咱们今天如果一锅全抛掉，相当于费尔巴哈将黑格尔哲学全盘否定，脏水与婴儿一起倒了，这叫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是不对的。因为历史总会有形无形地影响到我们，而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所以，我在尝试着将西方的价值观中国化，我以为这是负责任的做法，也自信这是看得比较清楚之后的选择。

　　传统商帮的现代转型

　　 《华夏时报》：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是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农业文明的土壤的。请具体解析一下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与农业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何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没有孕育出现代商业文化及现代商业企业？其中的根源或者说阻碍因素是什么？中国传统商业文明与根植并起源于西方历史文化的现代商业文明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徐志频：中国传统商业文化是农业文化这个小伙子发育成熟后长出的那几颗热情的青春痘。青春痘不是胡须，所以不是第二性症。青春痘也有点像鸡肋，挤掉可惜，弄不好会伤脸，不挤又横竖感觉不对。怎么办？挺过去再说。真正长成大男人了，自然就没了。

　　 读史让人知道，中国传统商业在世界上是一度领先的。到18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是世界第一。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就落后了呢？列强入侵，只是外因。内因是，中国的商业文化是以权力作为发育生长点的。而商业要大成，必然遵从商业的自由、平等天性，而不能依靠权力的强制力。附着点错了，后面只会一错再错，短暂的、偶然的动力，到最后遗憾总是成为阻力。

　　 《华夏时报》：传统商帮的建立之初是充满生命力的，却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商帮在现代的演进路径之一是各种形式的商会组织，那么在现代背景下，商会的发展有哪些机遇、责任和瓶颈？

　　 徐志频：传统商帮的辉煌，在《乔家大院》为代表的电视剧中，我们已经看过。在当时的时代，商帮得天时地利人和，顺应了历史潮流，所以昌盛。

　　 时人不大可能事前像诸葛亮一样算出后来的困境。历史无法用数学或高科技计算，否则我们很容易沦落为“影帝”、“名嘴”，夸夸其谈，说过就完。

　　 湖南有个著名人物，是中国第一任外交官郭嵩焘，在百多年前曾预言，中国需要三个百年，第一个百年改在器物，第二个百年改在制度，第三个百年改在人心。以此来看，今天处在从制度到人心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转型期。什么是人心呢？我的理解，就是文化。我这本书之所以从史地、制度、文化三个向度来考量商帮，也有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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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帮兴衰小史

　　 我国历史上的商帮大体崛起于明清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并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当时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商人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历史上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就在这一特定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的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商品曾远销世界各地，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的商帮来连接。

　　 传统意义上的商帮是在通讯不发达、交通不方便、包括法制不健全的历史条件下，依靠地域、宗亲、血脉自然形成的，那时，全国性市场没有形成，地域性商帮因此兴起。

　　 如同中国传统商业对封建军政的依附关系一样，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商帮也严重依附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武力与权力体系，这种伴生关系，正是中国传统商帮无法向以平等、公平为精神底蕴的现代商业文化转型的原因之一，再加之建国后，随着全民所有制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传统商帮因失去生存的土壤而逐渐衰亡。

　　 目前普遍公认的是，中国历史上共出现过晋商、徽商、粤商、陕商、闽商、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和鲁商十大商帮,其中历史影响最大的是晋商和徽商。

　　 大众对晋商的感观认识多来自于张艺谋和巩俐的电视《大红灯笼高高挂》。电视里的山西乔家大院，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明清富商城堡。它的背后，是深厚的晋商文化底蕴。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年)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