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会长双重角色徐绍史：找矿新机制公益要先行

　　兼任中矿联会长后，徐部长的最大压力就是：资源控制不足而带来的矿业定价权缺失。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宋雪莲|北京报道

　　一次本应寻常的协会换届，却因一个人的到来而与往常不同。

　　11月20日早8点，北京，全国政协礼堂。标有“中国矿业联合会”字样的红色马甲在人群中分外醒目。

　　中国矿业联合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此召开。此前，大部分代表已从各种渠道获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有望出任新会长。

　　因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厅容量有限，门外，一些先期已经报名的与会人员没有办法进入，更有一些矿业大佬的车辆被拦在门外。专职副会长王家华向大家致歉：“参会人数之多始料未及。”

　　没有悬念，在上午进行的换届选举中，徐绍史如期当选。

　　有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徐绍史当选，释放的应是国家对资源及对地质找矿、矿产开发和矿业发展的高度重视。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个由政府引导企业共同参与的协会模式不会改变。”

　　“企业能自主决策的事，政府就不管”

　　一个有着现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头衔的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在今后的五年任期内将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什么？

　　“地位特殊，责任重大。”在当选那天下午的主席团内部会议上，徐绍史对与会的矿业大佬们说，“不求别的，只求为大家做好服务。”

　　但他也明确表示：“要划清政府跟市场、政府跟企业的界限，市场能调节、企业能自主决策的事，政府就不管。”

　　“中国矿联作为社会团体，要看到这个大趋势，做好思想和工作准备。”徐绍史说，“眼下最重要的是开源、节流和布局。”

　　有人说，徐以现任部长身份担任中矿联会长，是首例。

　　“徐绍史并不是第一人。”中国矿业联合会履新秘书长陈先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早在中国矿业联合会成立之初，时任地矿部长朱训就成为了第一届中国矿业联合会的会长，并且在退休之后又连任了两届。

　　在本次换届大会上，徐与朱皆在场。

　　“从1990年成立到今天，中矿联已经走过了21年。”已是中矿联终身名誉会长的朱训坦言，自己留下了三个未了的心愿。

　　第一件：确立矿业产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基础产业地位。

　　“矿业的基础产业地位没有真正确立。”朱训说，矿业是直接从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初次产业，在联合国制定的标准产业分类中，属于第一层次的有10种，其中第二位即为“矿业和采石业”，位于“农业”之后。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矿业作为一个独立产业来对待。但是，矿业在我国无论在国家产业分类上还是在行政管理上，都未作为独立产业，导致无法制定一套统一的、符合矿业经济规律的制度和战略，在这方面，矿业比农业更具危机。”

　　第二件：朱训希望把毛主席题词“开发矿业”的那一天，即2月17日作为矿工节或者矿工日。

　　第三件：兴办一个矿业银行，“矿业这么大的产业，为什么不能搞一个矿业银行支持矿业的发展？”朱训说。

　　“我们会想办法尽力做好朱训同志希望办好的这三件事。”徐绍史说。

　　“‘找矿突破’不是计划经济大会战”

　　徐绍史履新的中矿联，面临的矿业形势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

　　从2006年起，矿产需求急剧上升、价格急剧升高、投资欲望急剧增大，到2008年，主要矿产品价格达到历史最高。然而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主要矿产品价格又急剧下降。

　　这种剧烈的波动，给国内矿业企业带来很大的冲击。中国矿业亟须形成对未来的清醒认识。

　　徐绍史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矿产品的需求不可能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新兴经济体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特别在中国，需求依然很旺盛。

　　“还应看到，世界上一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大国，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以及广大资源丰富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期望通过资源开发来助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他说，此前在天津举行的矿业大会，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澳大利亚自然资源部长和南非自然资源部长都表达了加强矿业合作的愿望。

　　“从这些方面来看，矿业发展长期看好。”徐绍史说。

　　但目前，美国量化宽松的政策，已在一定程度上令矿产交易成为投资、投机的工具，结果导致大宗矿产价格上升，并且持续高位震荡。

　　徐绍史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调整了政策，澳大利亚要征收资源超额利润，蒙古也一度停发采矿权证，调整政策，并且并购加剧。

　　“整个2010年矿业并购的总额达到1130多亿美元，比前一年上升了80%多。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并购额占到了接近500亿美元，大约占了四成。矿业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150个跨国企业控制了85%的矿业产业，排名世界前十位的矿山企业掌握了全球35%的市场份额。我们的矿产品勘查开发乃至贸易经常会碰到一些问题，与这种格局是有直接关系的。”徐绍史说。

　　于是，近年来，找矿被越来越多地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矿业的勘探工作曾一度出现断层。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局长卢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上世纪90年代初，中方在香港与必和必拓交流时对方曾说：中国为什么要找矿？我们的矿又便宜又好，而你们找矿却在亏损。“结果十几年过去了，人家垄断了很多资源，想涨价就涨价。”

　　陈先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往前推1015年，矿产价格低迷，需求不是很旺，造成的结果是全球找矿的积极性没有了。而我们当初改革的思路是来料加工，别人设计好的东西，运来生产资料加工完就出去了，打的是劳动力红利牌，于是就萌发了买资源、买矿。”

　　“今天再看，五六年间铁矿石一直受制于人，资源问题不解决不行了。”陈先达说。

　　但解决之策似乎也近在眼前：近期公布的全国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潜力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找矿潜力非常大。”

　　据介绍，中国成矿地质条件有利，矿产勘查程度较低，总体资源探明程度不足1/3，还有很大的资源潜力。近几年找矿投入持续增长。

　　一个月前，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了《地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为破解矿产资源刚性需求上升、缓解资源供给刚性制约提供了纲领性文件。

　　“由于找矿大突破涉及到方方面面，中国矿联的所有会员都要主动投身到找矿突破的主战场上去。”徐绍史对与会的矿业大佬们如是说，“坚持地质找矿新机制，就是公益先行、商业跟进、基金衔接、整装勘查、快速突破；坚持‘358’的宏伟目标，也就是3年有重大进展，5年有重大突破，8到10年要重塑矿产勘查开发新格局。”

　　“我们现在要搞的找矿突破，既不是计划经济时的大会战，也不是眼下有一些规划实施的模式。矿联要有效地引导大型矿山企业、民营企业等在找矿突破中有精彩的表现，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徐绍史说。

　　徐绍史论找矿

　　“我们现在要搞的找矿突破，既不是计划经济时的大会战，也不是眼下有一些规划实施的模式……坚持地质找矿新机制，就是公益先行、商业跟进、基金衔接、整装勘查、快速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