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郑新立

　　耿雁冰

　　 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趋缓。各方也期待正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更多的答案。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了明年宏观调控两大要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郑新立看来，今年因为防通胀而放松的发展方式转变，必须要在明年有所突破，这样不仅能够在明年保持物价的稳定，而且能够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不仅能够保持明年的稳定增长，还为整个“十二五”和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平稳较快增长创造前提条件。

　　 对于“稳”字当头下可能的改革议题，在最近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讨论时，大家集中认为，明年应当把深入金融体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整个改革的突破口。

　　 转变发展方式为稳增长

　　 《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变了吗？

　　 郑新立：首先来看今年经济运行，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一个是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没变，1-3季度，GDP平均增长的速度为9.2%，比前些年两位数的增长略有下降，但仍然属于快速增长的范围，而且符合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第二个特点是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平衡拉动，增长速度都在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特别是消费的增长速度，比去年有所加快，民间投资增长比国有单位投资增长速度有所加快，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增长机制发挥的作用更大了。

　　 第三个特点就是通过膨胀已经出现了拐点，8、9、10、11月连续四个月通胀率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尽管下降的幅度不大，但通胀走势已经形成，通胀的压力已经有所缓解。

　　 所以明年宏观调控，要把实现物价稳定与经济稳定增长这双重目标作为重要任务。

　　 《21世纪》：从中央政治局会议来看，当前的宏观调控顺序，已由此前的“防通胀、调结构、保增长”，调整为“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如何看待这种顺序上的变成？

　　 郑新立：顺序上的变化，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今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由于通货膨胀来临，所以在宏观调控上，不得不把抑制通胀放在宏观调控的首要地位，那么相应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所放松，随着今年下半年和明年通胀的压力有所缓解，我们应当适时的把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也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实现既抑制通胀又保持稳定增长这样一个双重目标。

　　 转变发展方式，是要解决经济运行中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要调整经济结构里重大的扭曲关系。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上的突破，我们不仅能够在明年保持物价稳定，而且能够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而且还为整个“十二五”和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平稳较快的增长创造前提条件。

　　 明年把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放在首要地位，就是说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支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要巩固今年抑制通胀的成果，这个变化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所提出来的具有针对性的战略决策。

　　 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必须扭转

　　 《21世纪》：政治局会议定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跟过去有什么不同？侧重点有什么变化？

　　 郑新立：明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保持了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是在具体实施上，应当更多的侧重于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信贷的投向，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向，把整个社会资金包括银行的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引导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行业上来，这样就可以既消化了银行过剩的流动性，有利于缓解通胀的压力，同时又把这些资金集中使用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具体来说把资金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海外投资上来。

　　 《21世纪》：未来的积极财政政策表现会是什么？

　　 郑新立：从财政投资的角度看，要比2008年、2009年要少一些，但是财政资金的使用不要过多的用于直接投资，通过财政的贴息、减税、资本金补助等政策，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把社会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这才是财政政策的着力点，特别是把财政政策要引导那些能够提高居民消费力的投资方向上来。

　　 《21世纪》：明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执行力度上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郑新立：现在货币供应量还是保持较快的增长，明年增长的速度会比今年略高一点，但是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以结构优化的政策来取代总量紧缩的政策，今年由于我们抑制通胀的需要，总量控制上不断的提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最近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可能货币政策会进一步有所松动，但是这些贷款要投到优化结构方面。

　　 《21世纪》：讲到加快经济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郑新立：明年一定要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突破性进展。

　　 发展方式转变最重要的就是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去年我们的投资率上升到48.6%的历史最高水平，比前年又提高了1.1个百分点，而且最终消费率第一次低于投资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七点几，就是说去年我们生产的产品里面有将近一半是用来扩大再生产了，老百姓消费比投资的还要少，这种结构处在极度扭曲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

　　 高投资率必然带来生产能力过剩，如果说现在制造业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过一段时间基础设施的供给也会出现过剩，投资增长迅速，消费增长慢，比例严重失衡。

　　 我们创造的GDP中只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消费，这个比例比美国低一半，美国是78%我们是34%，原因就是高收入的人该买的都买了，增加收入以后消费意向也比较低，低收入的人想买又没有钱，所以要通过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形成一个橄榄性的收入分配结构，特别是重点提高农民的收入，通过居民消费率的提高，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在“十二五”期间使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由现在的34%提高到44%，就意味着每年将有一、两万亿商品由过去用于投资，现在转过来让老百姓消费，我们提出以人为本，提出要执政为民，提高了居民消费率，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好处，是对执政理念的最好落实。

　　 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在明年有所突破

　　 以金融改革为整个改革的突破口

　　 《21世纪》：对于明年的改革，有哪些领域值得期待？

　　 郑新立：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最近讨论明年的改革问题，大家集中认为，明年应当把深入金融体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整个改革的突破口，金融体系的改革要综合配套推进，从7个方面同时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

　　 第一就是放宽民间资金对金融产业的准入，落实国务院去年13号文提出的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个人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机构，包括存在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合作社等等，这样就可以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使它规范化、法制化，人人可以通过合法的金融机构获得利率较低的贷款，那么高利贷就无影无踪了，今年上半年一些地区高利贷泛滥，温州地区贷款利率平均达25%，这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一些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甚至也参与到高利贷中。

　　 第二项改革就是应当推进利率的市场化，通过竞争来降低利率，谁的利率低我就借谁的资金。

　　 第三项改革就是建立地区性的金融监管机构，把这些小型金融机构监管的责任，交给地区的政府，在业务上接受国家银监会的指导。

　　 第四项就是要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公司和贷款担保公司，用市场机制来化解金融风险。

　　 第五项就是实行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证券化的实践，现在商业银行业务比较单一，贷款规模要扩大，就不得不通过扩大资本金的方式来降低自有资金的比例，这对银行增强国际竞争力是不利的，本来在金融危机前就进行这方面的试点，金融危机一来，试点就停下来了。我们还要进行中长期贷款的证券化，把部分中长期贷款放在市场上，可以回收资金，银行能够扩大贷款规模。

　　 第六项就是改革外汇管理和使用机制，现在外汇这么多，就是商业银行外汇贷款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现在的制度是商业银行到央行的外汇市场上，用人民币购汇，然后再给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外汇贷款，等于把汇率风险推给了商业银行，因为人民币长期还是看涨，虽然最近降了，所以商业银行不愿意一次性大量购买外汇提供贷款。现在提出很多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可以把多余的外汇用出去。

　　 第七项改革就是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现在股票市场在资本市场占百分之七十几的比例，发达国家在资本市场中债券市场占到了百分之七十，股票市场占到了二三十，我们的债券市场刚刚起步，特别是鼓励经营较好的企业发行债券，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金融体制要同步推进七大改革，使资金活力调动起来，提高资金的周转率，发挥对经济增长。

　　 《21世纪》：按照改革排序，接下来哪些领域的改革是要加紧推进的？

　　 郑新立：第二位的改革就是城乡一体化改革，包括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社会管理一体化，而且最重要的是要素市场一体化，各类生产要素要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现在好多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还是受阻。

　　 比如城里人购买住房可以卖，但是农自己的宅基地、承包土地的用益物权都还没有得到落实，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土地的用益物权还不能转化为他们财产型收入，这是农民收入比城里收入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最近重庆进行了改革，农民可以用宅基地盖房子，向城里人出售，同时城市与村庄土地增减挂钩，由国家土地局丈量，在适宜范围内占补平衡，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带队专门到重庆去做了调查，最后调研报告题目就是：要让农民拥有财产型收入，才能够使农民比较快的富裕起来。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所以只要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能够双向自由流动，就可以把潜藏在农村巨大的潜力释放出来，支持未来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现在有人说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已经结束了，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太早，因为中国农村还有7亿人口。从事农业劳动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最根本原因，要缩小城乡差距，就要减少农民，加快向二三产业转移。

　　 现在还要改变土地财政推高房价的机制，地方房价越高土地出让金越多，收入越多地方政府可用于建设的资金就越多，形成了推高房价的机制，现在要改变这种土地财政，改变整个税制，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税源，比如物业税。

　　 我们将来城市化还是多发展中小城市，中小城市要通过发展产业提供就业，在中小城市的如果收入比较高，生活环境也比较好，大家就不会涌到大城市去了，我们要通过产业的调整，布局的调整吸引那些企业更多地到中小城市去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