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抑通胀和稳增长的双重目标

　　

　　郑新立，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信息中心、国家计委工作，曾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05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发表了题为：“努力实现抑制通胀和稳定增长双重目标”的主题演讲。郑新立说，明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是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实现抑制物价和稳定增长的双重目标。这看似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目标，但是通过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引导资金流向，又是有可能实现的。

　　通过增加供给抑制通胀

　　郑新立认为，实现抑制通胀和稳定增长双重目标，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郑新立说，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情况呈现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态势。1-3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4%，虽然比上年同期的10.6%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处于快速增长的范围。而且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央以抑制通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的要求，中央希望把速度降低一点，从而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抑制通胀和结构调整上。

　　第二个特点，三大需求均衡拉动。1-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17 .0%，24 .9%和22%，处于正常旺盛增长的态势。特别是消费持续旺盛和民间投资增速逐月加快，并明显快于国有单位投资，说明自主增长机制正在发挥作用。这也符合中央宏观调控的要求。

　　第三个特点是通胀的压力尽管尚未缓解，但是消费品价格指数已经出现了拐点，8、9、10三个月，消费品价格都出现了缓慢的下降。所以物价虽然仍然在高位运行，但是比上半年有了明显的下降。11月30日央行宣布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给出了明确的信号，说明之前以收紧银根抑制通胀为主要任务的调控政策已经开始了改变。

　　郑新立表示，从全年来看，估计经济增长速度会保持在9.2%左右，C PI涨幅保持在5%以上，通胀的压力仍然比较大。这就涉及到今年四季度和明年宏观政策如何选择的问题。“我自己分析，我们明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应当保持今年政策的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实现抑制物价和稳定增长的双重目标。”

　　郑新立说，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这两个参数总是互相矛盾的，高增长必然伴随高通胀。中国要在低通胀的条件下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就好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样。能否实现这一目标？郑新立认为，这还要看宏观调控的水平。关键在于通过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把资金引导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

　　郑新立强调，要改变今年前三季度单纯用收紧银根的办法来抑制通胀的调控措施，因为那样做很难实现抑制通胀和保持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从控制物价的角度来说，今年价格上涨的特点主要是结构性、成本推动性和输入性的价格上涨。分析今年前三季度价格上涨的结构可以看出，1-9月份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7%，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占了60%以上，城镇居住类价格上涨占了20%以上，这两个因素占了整个价格上涨因素的90%左右。

　　对于食品价格的上涨，用收紧银根的办法是达不到目的的。

　　正确的办法就是要通过增加供给来抑制通胀，特别是实现生产和需求之间的供需衔接。美国食品价格始终是非常稳定的，原因之一就是让销售商根据市场的需求预测跟生产者签订购买合同，保持市场供求大体平衡。

　　第二个措施则是要发展大型的供货商，搞集约化生产。如果一个国家的供货商是数以亿计的小商品生产者，那是不可能做到按合同和市场需求来生产的。

　　另外还要降低流通成本。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曾经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胀，当时中央提出了菜篮子工程市场负责制，米袋子工程省长负责制，很多城市投了很多资金搞塑料大棚生产蔬菜，满足城市的供给。这对解决那一次的通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那时候搞的菜地现在大部分都变成钢筋水泥的楼房，所以现在城市里的蔬菜供给，70%左右靠长途运输。即使是杭州这样一年四季蔬菜都可以生长的城市，现在的蔬菜供给70%也是靠外地，土豆是从甘肃运来的，青菜是海南岛运来。从几千里外运青菜，损耗不说，还浪费了大量的能源，价格也难以控制。

　　所以现在不光要搞菜篮子工程，还要搞菜园子工程。北京市在远郊区都没有菜地了，现在要到邻近的河北省去开辟新菜地。一般来说，大中型城市，蔬菜自给率保持在60-70%是比较合理的，30-40%靠外地供给调节。这样就可以保证城市蔬菜价格的稳定。至于粮食价格今年以来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中国已经连续七年粮食丰收增产，所以粮食价格想涨也涨不到哪去。

　　对居住价格的上涨，也要根据它产生价格上涨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主要是要增加住房的供给，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中国今年开工一千万套保障性住房，如果在“十二五”期间能够建设四千万套，城市的住房价格就可以稳定下来。现在稳定城市住房价格的筹码掌握在市政府手里，市政府如果增加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给，把建设速度加快一点，城市的房价就可以降下来。

　　房价之所以快速上涨，是因为现在有一个土地财政的机制。现在有的沿海城市，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已经高于了一般的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比如杭州市去年财政收入800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1200亿元。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了推高土地价格，推高房价的动力。

　　但是地方政府把土地出让金价格搞的这么高，房价搞的这么高，实际上是伤害了城市的竞争力。深圳房价很高，1.2万元每平方米，结果研究生、博士生都因为到深圳买不起房子，不去了。据说去年一个研究所招了20多人，结果没有一个人报到。高素质人才不向这个城市流动，这个城市就没有了竞争力。所以地方政府推高房价是饮鸩止渴的做法，短见之举。

　　如果稳定了食品价格和住房价格，整体的通货膨胀形势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抑制。过多地用收紧银根的办法，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冻结大量的资金，就会伤害到经济的增长。特别是会导致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民间高利贷活跃。有一个调查显示，温州市上半年企业贷款的利率平均在25%左右，甚至包括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也参与到当地的高利贷活动之中。所以宏观调控要改变单纯依靠收紧银根来抑制通胀的办法，转而采取结构性的政策在抑通胀的同时支持经济的增长。

　　运用财政政策实现双重目标

　　郑新立认为，要同时实现抑通胀和保增长的双重目标，就要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减税等措施，把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这样就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第一可以消化银行过剩的流动性，第二可以支持转变发展方式对资金的需求，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为经济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具体来说，就是要把资金引导到五个方向上来。第一个，资本市场。现在股票市场低迷，资本市场发育不好，要通过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把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第二个，引领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包括新一代互联网、生物工程，电动汽车、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产业这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

　　第三个，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现在中国城市里基础设施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供电供水，道路，特别是停车场的建设明显不足。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改善汽车的使用条件上，在大楼底下建地下停车场。通过搞这些工程来满足公共消费的需求。

　　第四个，引导到第三产业和农业现代化上来。特别是农业现代化，现在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是当前社会资金剩余，二是劳动力转移有出路，三是市民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

　　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到农业现代化可以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问题，保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

　　第二，可以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入到二、三产业，从而让他们尽快富起来实现小康。

　　第三，把土地转包出去之后还提高了农业的规模经营水平。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大了，收入也就高了。

　　最后，还应该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把部分外汇储备变为物质储备，要处理好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的关系。

　　郑新立说，现在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比较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导致了很大的压力。中国买美国的国债，人家不领情，而且参议院还立法逼着人民币升值。所以应该通过海外投资，把一大部分货币储备变成能源资源储备和物质储备，缓解外汇储备压力过大的问题。

　　海外投资的方向主要有四个。第一，要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这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瓶颈问题。中国在能源、资源方面，煤炭比较多，石油、天然气储量比较少，铁矿、铝矿、铜矿比较少，需要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海外供应渠道。

　　最近这两年铁矿石涨价涨得很厉害，给国内钢铁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其实铁矿石不光是埋在澳大利亚，南美、非洲这些地方也有。比如委内瑞拉就有个几百亿吨的大铁矿。而且南美洲最大的铁矿还不在委内瑞拉和巴西，在玻利维亚这些南美国家手里。但是由于运输困难，恐怕除了中国没有人愿意到那里开矿。

　　这里面有个策略，就是大企业小企业都要走出去。大企业出去了，当地政府往往非常警惕，小企业机动灵活，往往能把很多的事情摆平。等小企业拿到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之后，由于它们缺乏资金和技术实力，可以与大企业联合开采。

　　第二，出去搞并购。郑新立认为，现在是抄底并购千载难逢的机遇。美国、欧洲、日本的很多企业有比较好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技术储备，但是因为市场需求不足，现在快要倒闭了。这个时候并购它，它非常感谢，价格也比较低。去年中国有一个省，就是通过出去并购了几百家科技型企业和科研机构，迅速提升了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个，出去搞加工贸易。现在中国的汽车、家电、纺织企业都具备了海外制作的能力，通过到海外投资，可以带动中国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通过资本输出，也可以带动商品劳务的输出，创造新的需求。现在美国、欧洲、日本经济困难，对中国产品的进口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中国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特别是到发展中国家投资来创造需求。这样也能够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还可以大量使用外汇。

　　第四个，出去搞工程承包和劳务承包，带动劳务输出。

　　牢牢把握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

　　郑新立强调，要“牢牢把握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他说，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对转变发展方式讲得非常明确，但是由于今年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实际上在宏观调控中，把抑制通胀放在了突出的地位。现在到了年底，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降了，明年还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要及时把宏观政策的重点放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既抑制通胀，同时又能够保持近期和长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就是要调整需求结构，要从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提高居民消费率。去年中国有一个宏观经济指标是极不正常的，就是投资率达到了48.6%，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生产的全部社会产品，有将近一半被拿来扩大再生产。同时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34%，其中政府消费14%。于是去年第一次出现了居民的最终消费率低于投资率的情况。

　　投资率过高必然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和出口的增长，使国际贸易摩擦增加。投资率过高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结构里最扭曲的关系。所以要提高消费率，关键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则要靠现代化的农业，把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其次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郑新立说，自中央提出要把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之后，各级政府和企业都加大了研发的投入。这几年中国科研投入不断加大，科技成果已经开始涌现，形势很好。

　　但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现在中国专利申请量68%来自民营企业，有企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而且站在各个行业技术的最前沿，所以只有把国有企业创新的机制建立起来，自主创新方针才可以落到实处。

　　再次，转变发展方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现在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 D P的比例只有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所有从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4%，比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十来个百分点，跟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更是没有办法比。印度的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和增加值的比重都占到50%左右。

　　中国服务业比重长期上不去，症结所在是收税体制不合理。中国的收税，工业实行增值税，服务业实行营业税，营业税的税负比增值税的税负平均重三分之一。税收政策跟服务业发展的宗旨是相背离的。

　　最后，金融体制也要改革。长期以来，小企业都得不到贷款支持。国务院前年发文，允许社会资金发起设立个人所有制小型金融机构，包括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这个政策出台一年多了，文件实施细则还没有下来。审批部门还是按之前的文件，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小型 金 融 机 构 ， 必 须 有 银 行 法 人 控 股20%，这样，村镇银行根本搞不起来。

　　中国的金融业很落后，现在要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健全地方的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和贷款担保公司，发展银行中长期贷款的证券化，改革外汇使用管理体制等等，配套地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使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

　　郑新立说，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未来还可以保持多久，国内外有很多议论。“我觉得再快速增长20年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0%，按照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要达到70%左右才能稳定。未来20年如果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一年进城就有1300万人。进城一个人拉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收入是10万元，1000万人就是一万多亿元。

　　他说，还有一个根据是去年中国人均G D P为42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人均G D P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中国还要快速增长15年 ， 人 均G D P再 翻 一 番 半 才 能 达 到12000美元。也就是说，到2025年中国才能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快速增长期也还没有结束，根据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人均G D P达到17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才会降下来。中国从12000美元到17000美元还有五年的时间。如果在此之前中国的增长速度就放缓了，那只能说明中国的政策出问题了。

　　问与答

　　问：本届或者下届政府在经济结构转变方面会做出哪些有突破性的事情？

　　答：经济结构转变最大的决策还是在于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这个是关键。如果政府准备在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上加以调整，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来拉动经济增长，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

　　做出这样的调整，当然比较困难。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方案，我知道发改委收入分配司两三年前就搞出来了，这个方案我看了，搞得很好，但是拿出来讨论，这切一块，那补一块，切哪一块也有人不赞成。

　　如果我们在收入分配结构上不做出很大的调整，就难以把消费率提上去，我相信在这方面，中央会有大的政策。特别是增加农民收入这块会有大的政策。另外在第三产业发展上，尽管行动比较慢，但是税制已经开始改了，可以看到效果。在自主创新方面现在也看到了效果，财政对教育的投资正在逐步的增加。

　　问：中央对未来十年政府改革有什么新的思路？

　　答：现在大政府小市场还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问题大家议论的比较多。我认为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正是看得见的手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相对于欧洲来看，我们要幸运得多，欧洲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和财政政策，现在出了问题也没有办法。我们则通过政府发挥作用，很快解决了问题。

　　但是从改革的方向上来讲，还是要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十二五”的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我认为顶层设计就是要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领域。比如说民间资金在金融的进入还有很多的门槛。

　　所以下一步的改革，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市场取向这样的原则来做。

　　问：现在财政收入大部分集中在中央，请问如何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

　　答：这几年我们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高于G D P的增长速度和城乡居民增长速度，我认为是不正常的。在国民经济大蛋糕里，应当是朝老百姓这块多切一点，让老百姓口袋钱多一点，这样才能增强他们的消费支付能力。

　　但是由于我们1994年开始改革税制机制的时候，当时财政收入占G D P比例很低，在10%以下，特别是中央财力比较小，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当时设计了一种体制，中央和地方按照三七的比例分成增值税。没想到这些年增值税增长速度这么快，按照原来的分成比例，中央财政收入就比较多了。

　　应当看到这是十几年以前我们设计的财政体制，当时没有想到发展情况有这么好。税收体制是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它的改革必须很慎重，怎么样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需要深入的研究。我个人觉得应该适当地降低国家收入的比重和企业收入的比重。

　　另外，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还应该改变在初次分配比例中当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再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的局面。

　　问：华尔街日报说，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可能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您怎么看？

　　答：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是最近这一两年才突然膨胀起来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结果，地方财政担保的资金大概是十万亿元，里面银行贷款占三分之一。这些资金应该说是这几年我们应对危机采取超常的措施，用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带来的。地方融资平台这几年的发展也不能全看成是坏事。应该说地方融资平台搞的这些项目，绝大部分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好项目。比如说城市里面搞地铁，搞饮水工程，搞供气，搞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搞学校医院等等，这些都是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但是这次政府融资平台投资的项目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项目，留下了一批优良的资产。过上几年之后，财力增长了，这些债务的本金偿还就不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