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芳的高低调

　　文/本刊记者 白 灵

　　高调高调得过分，低调低调得惊人，徐国芳是中国千万个企业主中的一个奇怪的另类，同时也是一个孤案。

　　然而，这个另类的企业家，似乎正在为珠三角地区，甚至整个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提供一种可能性——一种改变人们传统认识、改变中国制造命运的可能性。

　　《商界》记者起初对徐国芳感兴趣，完全是出于猎奇的心态。我们很难想象，这个蜗居在“血汗工厂”中的东莞老板，怎么能写出一本叫做《再给中国二十年》的书。用一位专家评价来说就是：“口气很大嘛，像是国务院总理说的话”。

　　在接触徐国芳之前，与财经评论员东方愚闲聊中的一句话令人颇为震惊：“以前我们总会给东莞贴上很多标签：血汗工厂、黑心老板、草根商人……但这个商人颠覆了大多数人对这座世界工厂的认识。”

　　事实上，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徐国芳都是中国企业主当中的一个另类。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出现，似乎正在为珠三角地区，甚至整个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提供一种可能性——一种改变人们传统认识、改变中国制造命运的可能性。

　　在低调与高调之间

　　慈善其实是很私人的决定，再说，盲目拿美国的榜样来鞭策中国富人，我觉得不合适，也不适用。现在活跃在舞台中央的中国企业家，大多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但美国不一样，百年老店很多，在这样的情形下，财富观、慈善观并不具有可比性，其实也没有交流的必要。——《再给中国二十年》

　　在介绍《再给中国二十年》这本书时，徐国芳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作为一个后生晚辈，作为一个企业工作者，我并不是权威和专家，只是说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徐国芳不想高调，他做的事情在旁人眼里却显得异常“高调”。就在这本书的发布会当天，他包下了整个广州购书中心(微博)的畅销书大厅。一位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做这个事情的费用太贵了，还要动用各种关系才行。”而另一位广州当地的记者也提到：“购书中心的大厅一般不会为企业家举办这样的发布会，就连当年王石(微博)的新书签售会，也是在六楼办的。”

　　面对云集的媒体，徐国芳提了一个要求：“请不要问与书无关的问题，这样会有替我个人和企业做宣传的嫌疑。”而在发布会之后，他只是安排所有的媒体去工厂参观，而婉拒了进一步采访的要求。经过多次沟通，他才同意与记者面谈一小段时间。

　　事实上，这已不是徐国芳第一次拒绝接受采访。在前段时间轰动全国的佛山小悦悦事件中，徐国芳闻之此事“当时感到非常生气”。在10月17日凌晨，他发出了这样一条微博(http://weibo.com)：“我愿出50万元人民币奖励举报第一个肇事者的人，说到做到。请有正义感者转发，以便帮助破案！！！假如肇事者能迫于压力自首，这些钱将分别用于治疗受害者，奖励当事拾荒者，捐助见义勇为基金。”

　　而就在徐国芳捐出这笔钱的当天，媒体蜂拥而至，他同样拒绝了所有的采访要求。仅仅同意了一位记者的随行——为了请他见证这笔钱确实落到了实处。在完成捐助之后，他也要求该记者不予进行任何报道。

　　在我们看来，徐国芳就连做企业也很低调。在东莞厚街这个家具重镇，道路的两旁挂满了各式各样家居产品的广告牌，唯独没有“楷模家居”的广告。他所经营的这家企业，几乎从来不做任何广告，“在许多分厂，我甚至连牌子都不挂，久而久之，熟悉的人都知道，那些路边没有挂牌子的厂房，就是我的。”

　　然而，这个不做广告的企业却有着很好的口碑。在徐国芳的办公室里，随处可见他与陈佩斯、蒋雯丽等明星的合影。一位销售人员向记者透露：“很多电视广告里面都用的是我们的家具，在最近的热播剧《男人帮》中，孙红雷家的大书柜，也是我们的产品。”

　　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充满了矛盾，却又显得如此的自然。这究竟是一家怎样的企业，徐国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商人？

　　你不能在这里永远打工

　　事实上人才最多的地方，在“世界工厂”里。一位普通工人在行业里积累几年，成为一位熟练的工人，或者是带一个团队，爆发自己的创造力，这种励志型的故事才是最感人的，令人鼓舞的。——《再给中国二十年》

　　徐国芳的经历颇多波折，这个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企业家，最初是一名军人。后来从过政、做过房地产公司的高管、为企业做过管理咨询。“后来还是想自己创业”，又当起了床垫经销商。直到2003年，他才从西安来到东莞，办起了家具厂。

　　短短八年时间，徐国芳就将这家企业做到了行业前三名的位置。当记者问他，“你认为你的企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得到的答案是：企业文化。徐国芳说：“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是‘挂在墙上’的，而我的企业从来不挂标语。”

　　徐国芳给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每当有新员工进入企业，他都会告诉对方，三年之后，你要自己出去当老板。而员工的回答通常是：“徐总，我不想当老板。”很多企业都会有自己的员工培训，很多的培训都是教授员工技巧或者是销售能力。但徐国芳所做的是，他每年都会包下一个酒店，组织上千名员工，亲自花整整两天时间讲一堂励志课——《唤醒你心中的巨人》。他要将自己的创业理想，带给所有的员工。

　　同样的，在大多数企业，都会将最优秀的员工派到一线去，拼命为企业争取业绩。而徐国芳却每年让最优秀的员工都停下手中的工作，全部召回总部，进行管理能力的培训。他常常要求自己的员工：“你不能在这里永远打工，你不能永远当一名普通工人。”

　　“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成功者。”徐国芳告诉记者，“我们有好几十个员工都出去自己当了老板，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也不在少数。”在他看来，如果自己的员工没有理想，就不会真正用心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员工不提升自己，就很难摆脱自己的命运。

　　在这家拥有3000名员工的企业中，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学校——楷模学院。每周二和周四晚上，徐国芳都会把员工集中起来到教室中去学习，在培训中，他很喜欢给员工们放一首成龙演唱的老歌——《不要认为自己没有用》。他还要求员工每个月至少要读一本书，并写出读后感，还要到学院的讲台上去演讲。

　　“在我的企业里面，我能感受到员工们真心努力地工作，他们不是在为我赚钱，而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在奋斗。”对于徐国芳而言，最让他骄傲的事情，不是企业做到了多大，而是他真的改变了一群中国草根产业工人的命运。

　　没有英雄，只有团队

　　“敢与人分天下，才能得天下”，这是我的一个信条。前半句的“天下”主要指的是疆域、财富，而后半句中得“天下”则包含了人心。——《再给中国二十年》

　　徐国芳最欣赏的三位企业家分别是柳传志、任正非和马云(微博)。因为这三位企业家有着一个共同点：为什么柳传志从来没上过什么富豪榜？为什么马云最近两年才出现在富豪榜上？为什么任正非在富豪榜上的排名是300位之后？

　　他认为，尽管联想、华为(微博)和阿里巴巴(微博)都是伟大的中国公司，但是由于他们的创始人都是小股东，所以并没有在富豪榜上名列前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伟大的企业家，或者说，正是他们的这种甘愿做小股东的精神，使得他们成功或者更为成功了。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徐国芳突然用手指着周围的员工说：“你看看他们，他们都有我公司的股份。这个世界上没有英雄，只有团队。‘天下’要大家一起来坐，来分享。”他还告诉《商界》记者，在自己最近成立的两家科技公司中，直接先拿出20%的股份分给大家。至于今后还有新的员工加入，他会慢慢把自己的股份都拿出来，“我就想做一个小股东，没必要控股。”

　　在楷模这家企业中，徐国芳坦陈，自己每天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抓产品，琢磨如何去迎合顾客的需求。很多具体的业务，他都会交给下面的人去打理。至于第二件工作，“就是和最普通的员工待在一起，去关心他们”。

　　每年寒暑假，徐国芳都会把员工的亲属接到工厂里来和家人团聚，甚至为他们举行各式各样的晚会。此外，他还有一项更为令人意外的措施：在公司内部，他不但允许，还鼓励员工在这里谈恋爱，如果两个人结婚了，只要两个人的工龄都超过一年，他就会给他们一间夫妻房居住。

　　最近几年来，总有一条新闻在刺激着中国企业主们的神经——民工荒。而在徐国芳的工厂中，却从来没缺过工。每到春节，他的工厂门口都会排上几百人。“我们从里面挑，进得来的，很高兴，进不来的，只能去别的厂。他们还抱怨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招进来。”

　　在他看来，民工荒甚至是一件大好事。民工荒的出现，说明目前对民工极端不利的恶劣环境有了改变的希望，说明前两代民工无法受到教育、代际传递的贫穷有可能得到扭转。只有那些真正能够吸引到工人的工厂才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徐国芳坦言，他希望能把这家企业打造成“能让员工终身依靠的企业”。实际上，在当天的新书发布会之后，他还邀请在座的专家学者搞起了一个论坛——中小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一方面，他极力呼吁中国的制造企业要摆脱血汗工厂的轨道，肩负起自己的道义与责任；另一方面，他又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道：“可你们哪里知道，他们为创新而付出的代价？哪里知道，因为那些‘血汗品牌’的盘剥，他们想给工人涨工资也涨不起来？”

　　的确，这是一位企业家的呐喊。

　　被误解的东莞

　　学者们都在叫嚷，中国制造企业没有创新意识，你以为他们不明白？不想创新？他们绝对比你懂，也很着急，作为一个企业家，谁不想拥有自己的品牌，谁不想搞创新，但哪里来的钱？钱都被老外挣走了。所以说，并不是我们中国的雇主，或者说中国的投资者、企业老板不愿意负社会责任，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自己的品牌，我们的消费者，以及工厂里的工人，其实都是受害者。——《再给中国二十年》

　　作为一个来自“世界工厂”的老板，徐国芳并不害怕环绕四周的“倒闭潮”的传言。在他看来，很多小企业一定会被淘汰掉，这也是各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规律。

　　他认为，中国原来的电器行业是有5万个电器企业，现在不到200个企业，光一个美的就可以把这些小厂全部吃掉。原来涂料行业有2万多个涂料厂，现在全国加起来就两三百个。而现在在家具行业中，不可能还继续存在5万多个厂，但是也不会像电器那样集中，因为家具多样性的需求特征，就像服装一样，估计会压缩到七八千个。

　　“说这句话的人，你来过东莞吗？我就在东莞，为什么没有看到周边倒过什么工厂？当时东莞有一个大型的玩具厂倒闭，其实跟金融危机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这个玩具厂的情况我很了解。它的问题出在盲目投资、扩大；倒闭的时候恰好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所以大家就把原因归到了金融危机上，最后便形成了沸沸扬扬的多少多少家企业关门的传言。”对于外界传言的经历了金融风暴的东莞不行了，企业大量倒闭，他嗤之以鼻，“一些工厂老板害怕撑不过去，就开始辞退工人回家。结果呢，半年后大量订单又回来了，东莞工厂的开工率又高了起来，而先前一些辞退工人回家的工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招不到工。于是紧急又与已经回老家的工人们联系，问愿不愿意回来。其时不少工人转到别的厂里了，而有的工人回家后暂时不想再回来了。”

　　事实上，正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徐国芳不但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反过头来，还收购了几家工厂，其中甚至包括一家五金厂，让自己的产品与质量控制都延伸到了产业链的更上游。

　　在这位东莞老板的眼中，这个城市的制造业解决了1000多万个就业岗位，外界所谓的一些转型升级，甚至呼吁淘汰制造业，更是不可思议。徐国芳最认可的是，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提出的观点，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是要舍弃制造业，而是要提高附加值，往“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

　　“我们企业的盈利能力，能顶上一个做到四五百亿元的企业，而且他的风险还大。也就是说，我们的制造业还有大量可以提升的机会。”而他自己，一直抱有一种实业兴国的情怀，“东莞显然不能只搞所谓的高科技。”

　　从徐国芳这个普通的东莞老板身上，我们可以读出一个中国企业家的情怀。甚至有同行戏言：“这是一本企业界的《中国不高兴》。”当曾经饱受诟病的制造业主身上呈现出一种令人欣喜的智慧与担当，无疑，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和希望。

　　编 辑 赵代波(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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