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去世

　　本报记者 张子宇 实习生 张愉

　　2011年12月18日，一面黑旗在捷克总统府前缓缓升起。随后，不幸的消息传来，捷克政治家、世界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瓦茨列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因病逝世，享年75岁。

　　闻讯而来的民众聚集在首都布拉格的瓦兹拉夫广场，点燃烛火悼念。和欧洲许多国家首都的中心广场一样，瓦茨拉夫广场是捷克现代历史上多次风暴的中心，包括1939年抗议纳粹德国入侵的示威、1969年抗议苏联入侵和1989年的政权更迭。

　　捷克斯洛伐克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中，由于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便实现了政权更迭，他于1989-1993年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斯洛伐克在1993年宣布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体制也告瓦解。哈维尔随后担任捷克总统至2003年。除了政治方面的成绩，他的文学造诣亦为世界所公认，他还是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大资产阶级少爷”

　　1936年，哈维尔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富裕家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祖父勤劳致富，重振了衰落的祖业，并自学建筑学，最后成为了布拉格的主要建筑商之一，其成就包括捷克首都的一座重要建筑—卢塞纳宫。

　　哈维尔在自传中这样描写祖父：“他属于第一代资本家，白手起家，虽然开始时一无所有，但最终却腰缠万贯。我们家的资产阶级成分应归功于他，正是他使我们家第一次进入‘资产阶级’行列。”

　　哈维尔的父亲继续光大家业，而他的叔父则建立了电影工厂，是名噪一时的“电影大王”。哈维尔的母亲也来自一个望族，他的外祖父曾任捷克驻多国大使。

　　优越的家境让哈维尔从小可以享受到家庭女教师、厨师、女仆、花工和司机的服务。但这并不让他感到开心，相反，在很小时他已经意识到这在他和那些贫穷的同学老师之间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墙”。他感到孤独、失落和自卑。当时他很胖，所以很多孩子嘲笑他。

　　哈维尔开始厌恶自己的优越待遇，他渴望取消这些，以达到与他人平等。这也导致了他早年倾向于社会主义，并且在自己父母最困难的时期，深深地伤害了他们。但是哈维尔依然承认，家庭环境让他受益匪浅，父亲与许多当时捷克最一流的哲学家、作家和记者交往密切，如爱德华·巴斯、费迪南德·佩劳特卡等。

　　巨变终于在1948年到来了，苏联影响下的捷克新政权没收了哈维尔一家的全部财产，这就是所谓“哈维尔父母最困难的时期”，他们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不过幸运的是，哈维尔的父亲人缘不错，并且之前和捷克共产党的关系也不差，曾把卢塞纳租给捷共开大会，因此他依然在国有化以后担任了一个顾问的职位。在卢塞纳宫的许多原来的雇员也和他们家亲密无间，总是偏心他们，用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家。

　　夜校、兵役与戏剧

　　然而，“阶级调和”是短暂的，虽然在把资产阶级赶出城市的运动中，哈维尔家得以依靠和官方的关系最终留在了布拉格。但是他本人失去了念中学的机会。小学毕业以后哈维尔不得不直接去工作，成了一位建筑木工学徒。家里人对此很担心，因为哈维尔常常头晕，最终又通过关系给他换了一个实验室助理员的工作。对此，哈维尔后来还有些惋惜，觉得失去了学习一门手艺的机会。

　　对哈维尔来说，5年的实验室助理员生涯极为艰苦。为了弥补“阶级成分不好”而失去受教育机会，他只能上夜校补习。通常是上了8个小时班以后，再上4个小时的夜校课程。此外他还要加班，参加舞蹈课和舞会，在旧书店里读书，去看望许多作者，和朋友们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并搞自己的创作。可以说，艰苦的青年环境，孕育了他的创作激情和灵感。

　　哈维尔具有惊人的天赋，在13岁那年他已经写了一本关于哲学的书，在做实验室助理员时又写了一本关于原子结构的小册子，还尝试建立了一个三维元素周期表。在别人还是中学生时，他已经创造了一个文化团体— “36人”，得名于参加者都是1936年出生的，里面有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学生。其组织明确，有文学部和政治经济部，还开过大会，出过杂志。后来哈维尔自己回想起来觉得毛骨悚然，因为好在他们年龄小，否则这种事情如果大几岁，按照当时的惯例就统统要被送进著名的米罗夫监狱了。

　　1954年从夜校毕业后，哈维尔开始向各个大学申请学习艺术史和哲学，同时还申请过电影系。经过颇多周折，才在1955年通过政治考核。值得一提的是，在入学资格审查委员会支持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米兰·昆德拉。但很遗憾的是，他“出身不好”的问题依然难以克服。当时哈维尔已经到了入伍的年龄，由于不想参军，他不得不孤注一掷地选择了捷克工业高等学校经济系的公共交通专业。

　　哈维尔选择经济系是为了靠近社会科学，结果他发现自己所学的都是关于如何利用沙砾铺设马路之类。于是在1957年，他终于屈服了，休学并参军。

　　兵役对于一位爱好社会科学的前资产阶级大少爷来说，是异常艰难的两年。哈维尔服役于捷克布迭约维策的地雷兵团，这安排还是和家庭出身有关。捷军沿袭了苏军的传统，把那些落后和不可靠的分子送到地雷部队去，因为每次行动中，地雷兵总是在最前面，死亡率较高。在哈维尔的战友里，有人进过监狱，有人虽然是大学生，不过档案里都是有污点的。

　　讽刺的是，在代表着铁和纪律的军队中，哈维尔却获得了创作的天空。那个时候，东欧国家的部队中盛行以文艺工作成绩来作为评判标准，所以各师各团都大力支持文化活动。哈维尔和后来成为捷克国家剧院领导的卡尔·布林达组织了一个团级剧团。哈维尔很享受这个，因为可以减少他参加一些军事训练的时间。更有趣的是，有一次连长看完他们的节目，竟然认定哈维尔能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士兵演得那么逼真是因为哈维尔本身也是这样的人。于是把哈维尔从被认为很荣耀的坦克炮手的位置换了下来。哈维尔本人对此倒是求之不得，因为这意味着他不用再去把火箭炮拖到训练场，也不用在周六去擦炮了。

　　不过对于哈维尔的戏剧工作，他所在的第15机械化炮兵师还是很支持的，也勇敢地鼓励了他们。不过，很多作品在政治处的人审查了哈维尔的档案后认为是在取笑他们，其间还召开了一些批判会，《未来生活》一剧被认为是反军戏剧，因为其中没有高度赞扬团部党组织的作用，还描写了一位士兵在站岗时睡着了。哈维尔本人倒是很乐观，因为自己受批判而一周不用去站岗。

　　虽然热爱戏剧并且已经有了不少作品，但在退役后，哈维尔向戏剧学校的申请依然不断被拒绝，一直到1967年，他才完成戏剧学校的校外课程。1959年，哈维尔开始在布拉格的ABC剧团做后台工作。1963年，他的剧作《游园会》，终于在纳扎布兰德剧院首演，这标志着哈维尔得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文艺界的主流，而且尽管不情愿，他还是加入了作协，并且强烈厌恶坐班制度。

　　最爱摇滚的政治家

　　上世纪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值得怀念的美好年代—政治解冻、政策开明、社会恢复活力等。但是哈维尔却是少数依然保持怀疑的人，他认为改革者没有明确的方向，总是幻想会得到苏联的理解和赞同，对双方的分歧进行自欺欺人的掩饰。在作协期间，哈维尔曾和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有过一次长谈，他借着酒劲，向杜布切克建言放弃对克里姆林宫的任何幻想。

　　由于屡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政府控制作家协会以及言论管制，1967年哈维尔从作协的候补中央委员中被除名。之后他和另外57人筹组独立作家团并担任主席。

　　1968年苏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终结了杜布切克的“布拉格之春”。哈维尔亲眼目睹了苏军坦克从市中心广场驶过以及流血的场景。他加入自由捷克电台，每天对现状作出评论。在电台所在的利贝雷茨市，一群平时被认为是流浪汉的青年们自发保卫这座城市，他们听从市长的指挥，用一晚拆除了所有的路标以迷惑苏军，并且彻夜在市政府门口站岗巡逻。民众亦集合起来保卫电台，给他们送去食物、鲜花和药品，国营工厂送来证件，以便他们在有危险时能够躲到工人里去。这一切让哈维尔充分地体会到了人民的力量。

　　很难想象，其后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运动，竟然缘起于被认为代表着颓废、迷惘的摇滚乐。

　　“布拉格之春”结束后，哈维尔和他的大部分同事一样，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受到了公开批判，甚至被指控犯有颠覆罪，作品也从图书馆消失，家中也被安装窃听器。1974年，他被发配到一家酿酒厂去工作。

　　哈维尔可能是世界上最迷恋摇滚乐的政治家。在他40岁那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一位朋友拎着酒跑来敲哈维尔的门，跟他彻夜长聊，并且建议他跟一个外号“马哥”（Magor，捷克语“疯汉”之意）的年轻人见见面。马哥就是宇宙塑料人的艺术总监，周围还有一群自称“地下社会”的次文化社群，成为这些波希米亚浪子的精神领袖。

　　经由引荐，哈维尔和马哥相会。长发披肩的马哥滔滔不绝地发表他对捷克音乐复兴的看法，并为哈维尔播放当地摇滚乐团的表演实况。哈维尔听着破录音机里传出来的音乐，大受震动，他回忆：“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从这天开始，哈维尔变成了宇宙塑料人的忠实歌迷。通过这些年轻人，他又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方摇滚音乐，它们从一张张刮花了的旧唱片，转拷成一盒盒秘密流传的卡带。在当时，听美国摇滚乐，可能会导致牢狱之灾。但是和千千万万捷克青年一样，哈维尔把摇滚乐视为和文学一样重要的生命元素。那些音符和诗句在阴暗的牢狱中，支撑着他的生命。

　　哈维尔本质上是属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他波希米亚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中有着嬉皮士的影子。据说后来入主总统府后，哈维尔发现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堡内摆着许多巨大的仿真皮椅，坐在上面，夏天会黏住人的裤子，冬天则会让人冷得发抖。许多挂在墙上的油画是赝品或劣作。而且，老迈的工作人员一个个身材臃肿、面容呆滞、行动缓慢。他立刻下令将所有的家具、画作、雕塑、地毯，包括府内工作人员全部换新。若不如此，他一天也无法在此工作。而他本人还喜欢穿套头衫和牛仔裤，就任总统时，典礼官要求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奥地利王子—送给他的名牌西装接见外宾并主持国宴，但他浑身不自在，他说：“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男妓。”

　　腼腆的“哲人王总统”

　　1977年哈维尔因“危害国家利益”被判刑14个月。1979年，哈维尔再次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半。在牢狱之中，哈维尔写出了他的代表作《致奥尔佳》，奥尔佳是他的妻子，通过这些书信，哈维尔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对生命、历史和人类社会的思考。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1983年，哈维尔因肺部疾病被当局释放。被释放的那天晚上让哈维尔终身难忘，正当他准备上床睡觉时，突然有几个士兵、一位医生和一位不知级别的女官员走进牢房。女官员通知，布拉格第四区法院已经宣布结束他的刑期。哈维尔非常惊讶地问能否让他在狱中过夜，第二天才离开。他们回答这是不可能的。

　　“听见那位医生叫我‘哈维尔先生’而不是‘哈维尔’，简直使我震惊，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听别人这么叫我了。”哈维尔回忆。

　　他被用救护车送进了医院，这次没有了手铐、警犬，也没有把车门锁起来。在医院，哈维尔受到了精心的治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生活得像国王一样”。朋友从早到晚地来，最多的时候有15人同时在病房里。10来个年轻的护士经常围着他，这位调皮的病人还时常把妻子带来的杜松子酒和护士共饮。经过几年的牢狱之灾，哈维尔已经成为本国家喻户晓的人。

　　1989 年11月，在东欧凛冽的寒风中，瓦茨拉夫广场人山人海， 英国广播公司国际事务主编约翰·辛普森站在旁边一栋大楼的阳台上，看到成千上万的群众摇晃着手中的钥匙—这是向政府表示“下台吧”。

　　而当一位老人和一位青年人出现时，广场上的民众顿时沸腾起来，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声。辛普森回忆：年老一点的那位看上去年纪很大，身体很弱，弯着腰，动作很慢。年轻的那个，对待这位老人的态度显得小心谨慎，好像对待父亲一样温顺。年长的那位是杜布切克，而较年轻的是哈维尔。

　　哈维尔发表了讲话。很多人只知道他的名字，却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话。不过，他很快就赢得了听众的欢迎。人们高呼：“哈维尔去城堡！”布拉格城堡是捷克历代国王的宫殿，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府。民众这一呼声实际上是要求哈维尔当总统。

　　后来成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欧尔达·切尼以前是出版社的编辑、翻译。他回忆：“1989年元旦你还在想，今年是不是移民海外的好年份呢？到了年底，哈维尔已经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了。”

　　甚至反对派的总部也选在一家剧院。这家名为“神灯”的剧院的工作人员很惊讶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们既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没什么革命性，但却不由自主地参加了革命。工作人员为哈维尔专门延长了一条电话线以防监听，并且开设了小门，随时准备应付警察的突袭。

　　哈维尔做了13年的总统，支持率最高的时候近90%，后来也从未跌破过50%。尽管有过在2003年支持伊战引致欧美左翼的谴责，但捷克在政治上保持了稳定，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为发达国家，在东欧国家中拥有最高的人类发展指数。2004年，捷克成为欧盟成员国。

　　哈维尔被人评价为“哲人王总统”，这是来源于柏拉图《理想国》里的一个称呼，即由哲学家来管理国家。他的代表作《无权力者的权力》、《狱中书简》等超越了一位政治家的影响力，成为了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

　　2003年寒冷的冬日中，布拉格城堡灯火辉煌，那里几乎每天都在举行哈维尔的卸任告别宴。酒会上宾主尽欢、依依不舍，友人们都喝得醉醺醺。美国作家戴维·瑞尼克（David Remnick）在《别了，哈维尔》一文中这样写道：“几百个过去和现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厅里，在滚石乐队老哥们赠送的吊灯下，喝着啤酒，吃着三明治，排队向他们以前的老板道别。哈维尔摆着姿势与人合影，接受人们的忠告和祝福，时而微笑，时而露出牙医检查牙齿时惯有的鬼脸。他生性腼腆，这使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两手总是很紧张地在衣领那儿摆弄，说话时总是看着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