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

　　自1980年左右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迄今已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有学者说：“新自由主义表达了一个阶级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欲望，这个阶级包括资本所有者及其权力机构。”

　　在我们看来，“金融化”的概念能够最好地把握近几十年来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变化，能够更好地揭示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扩张性作用。近几十年来推动金融化进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重建，而并非金融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

　　（一）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

　　自资本主义诞生几个世纪以来，其特殊的制度模式一直在发生阶段性变化。我们可以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最新制度模式。社会积累结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的阶段性变化。社会积累结构是一种内在的、持久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它刺激了盈利并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框架。各种社会积累结构存在于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中，也存在于不同的国家中，尽管这些国家会有一些制度上的差异。

　　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构建，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这种积累结构的特点在于：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完善的福利制度、重要的劳资合作以及大企业间彼此关照的竞争模式。与战前政府较少干预经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自主活动的特点相比，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

　　1973年前后，战后社会积累结构步入危机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在美国和英国初见雏形。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它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之外。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这种积累结构表现出如下主要特征：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退化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操控；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彼此关照的竞争模式。总之，新自由主义对所谓的“自由市场”顶礼膜拜，而对政府关于经济的任何积极干预则持拒斥态度。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建立起来后，担负起重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它推动美国、英国和其他多国的国内制度转型。

　　（二）金融化

　　人们对于“金融化”一词的定义众说纷纭、歧见颇多。有学者认为：“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业精英和金融机构等因素，在国内、国际的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公司资本主义阶段，证券就成为所有权和信用状况的表征。当证券可以交易时，金融市场就形成了，而信用状况在这个市场中也可以进行交易。近年来，名目繁多的各种金融证券和“金融衍生品”应运而生，并参与市场交易，在这一过程中二者之间的价值互相捆绑或挂钩。

　　但是，上面关于“金融化”定义的解释，只是指出了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量的变化，而对于其中是否发生质的变化却没有清晰的描述。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考察一下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都是没有监管的，后来出现了大量的金融欺诈和过度投机。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开始相信：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对金融的新的调控政策。在战后的社会积累结构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机构要么是典型的国家所有，要么是由政府严格调控。在美国，政府控制利率，金融机构的业务要经过商业核准，金融市场的进入受到严格管制，银行受政府保护以防倒闭。这些严格的调控措施，迫使金融部门必须集中全力去促进非金融部门的资本积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对于非金融领域而言，金融市场的交易变得频繁，利润也随之增加。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从1973年的150亿美元，上涨至1980年的800亿美元和1995年的12600亿美元。1973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额占到外贸交易总额的15%。这意味着货币交易的膨胀主要是用于金融交易，而不是国际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在1960年至1980年间，美国的金融资产价值是GDP总额的1.5倍，而这一比例在2003年已超过3倍。美国金融企业的税前利润额与全美企业税前利润总额之比，在20世纪60年代为13.9%，70年代增至19.4%，90年代增至25.3%，到了2000年至2006年间增至36.8%，而在2001年至2003年间甚至超过了40%。有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早期，法国金融公司的利润率大大低于非金融公司，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却大大高于非金融公司。在经合组织大多数成员国中，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持有者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比在70年代要高出很多。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部门的地位变化并不仅仅限于交易额和利润额的增长，金融巨头们突破了其作为服务者的角色，力图通过金融活动去追逐自己的利润。

　　（三）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从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一根本转变发生在1980年前后。许多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萧条的趋势是垄断资本主义所内生的，由于经济萧条不断扩大，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已经大大减少，这导致投资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金融部门，随即带来了金融交易的猛增即我们所称的金融化。应该说，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萧条趋势造成了金融化，而金融化进而又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因此，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首先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美国和英国。在美国，除少数人外，向新自由主义转变获得了资产阶级的一致支持。在此之前，主要的大企业与有组织的劳工联合起来支持调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20世纪70年代，大企业放弃了这种联合，这使得新自由主义重建进程得以加快，因为劳工根本无力阻止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在英国，当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开始重建新自由主义时，资产阶级内部曾经存在一些不同看法，持反对意见的人最初来自于金融和工业部门中的保守派。因为大资本都去支持新自由主义，所以在资产阶级与新自由主义制度构建之间不见任何斗争。而小企业始终都会支持自由主义制度。此外，在经历着新自由主义重建的国家，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一路飙升，他们的富裕程度令人咋舌。既然如此，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社会上层还有谁会去反对新自由主义呢？

　　为什么大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末放弃了调控的资本主义转而支持新自由主义的重建呢？金融资本是怎样取得统治地位的呢？

　　二战后，非金融资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曾经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这一时期，金融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战后调控的资本主义的积累结构的制约。在这个阶段末期，金融机构找到了各种方法来部分地逃避监管。美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直都在抱怨对它们的监管。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了统治地位，于是金融机构反对金融监管的舆论压力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调控的呼声特殊地结合起来，从而为尽快给予银行家政策松绑的自由提供了正当理由。随之而来的是所谓“国家调控是有害的”这类所谓新信条大行其道，以致美国国会于1980年和1982年通过了两项新法规，以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从而使金融部门摆脱了约束，金融化进程得以发展。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的重建拉开了金融化的序幕。

　　到1989年，美国金融企业的税前利润额在全美企业税前利润总额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20%。1989年以后尽管波动很大，但整体呈显著的上升趋势。因此，在美国，金融利润快速增长的时期明显出现在对金融部门进行新自由主义重建之后。这又充分说明，新自由主义的重建促进了金融化的发展。

　　导致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产生的因素之一，无疑是一种对想象的所谓的没有大政府、强工会插手资本活动的留恋，那种免受政府监管、无需与工会谈判的自由市场的旧式信条，自然对大资本具有吸引力。而强大的工会组织会要求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监管的政府对企业征税并限制它们的市场活动自由。随着利润下降，企业对削减工人工资、掌控工作条件、降低资本税负、逃避政府调控等方面的强烈要求，使得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资本充满吸引力。而相比这些削减工资、维持简陋的工作条件、生产不安全产品和转嫁税负的简单的权利主张而言，新自由主义的说辞则显得更具说服力。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实施监管的政府、对企业征收的高税以及强大的工会，损害了经济效益，打击了投资信心，阻碍了经济发展。

　　当然，推动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原来相对独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市场，现在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国际竞争也日益增强，例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公司彼此侵入对方的市场。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长期建立的对手间彼此关照的市场竞争模式瓦解。这一现象发生在诸如汽车、钢铁和电子机械等领域。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末得到强化，到了90年代，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上台执政，它们不但没有放弃新自由主义，反而使这种社会积累结构得到进一步强化。新自由主义不仅代表金融资本的利益，而且还代表在国家调控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危机时期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变得相对统一的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

　　当代的新自由主义，作为金融化形式的资本主义，也有其特殊的矛盾。其中，有的矛盾就存在于金融化进程中。虽然我们认为金融化包含着金融与生产性活动的分离过程，但是，这种分离实际上是无法完全实现的。从根本上而言，金融利润无法脱离非金融活动，而金融活动也会对非金融部门产生巨大影响。繁荣兴旺的金融部门日益显露出来的投机性特征，也使它日渐脆弱。美国的金融部门已经进入危机阶段，而危机也渗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得到持续发展的前景，也显得极不明朗。虽然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下彼此渗透、相互结合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形，我们也许就要进入新一轮的制度重建时期了。

　　（文章原载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力量的关系：新自由主义的有序与无序》一书；孙来斌 李 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