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核辐射的樱花

　　本报记者 雷志华 北京报道

　　日本确立“市场对接中国，战略对接美国”方针

　　 2011年12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将于12月25日至26日访问中国。这次访华行程已经“应中方要求”几经推迟。同日，野田在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反应堆已实现冷停堆，可以判断“核泄漏事故本身已平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011年4月17日公布了分两个阶段、9个月内处理核泄漏事故的日程表，野田佳彦的表态，意味着日本按期“兑现”了解决核泄漏危机的承诺。

　　 在访华前夕宣布这样一条消息对日本政府或许大有深意。野田佳彦内阁急需向日本国民和国际社会证明：应对核事故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核泄漏对灾后重建、经济复苏的影响得到了控制，日本正在走出核辐射阴影。至少从时间点来说，这条消息可以视为发给中国的一个信号。

　　第三个“失去的十年”？

　　 2011年的日本，就是一个应对灾难并因为灾难调整其外部关系的一年。

　　 3月11日，日本东北部遭遇特大地震、海啸以及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历史罕见的灾难将“日本丸”卷入危机漩涡。经历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两个“失去的十年”后，日本是否会因这场灾难跌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

　　 据日本官方估计，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20万亿日元（约合2000多亿美元），占日本2010年GDP的4%。对于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三的日本来说，这个数量级的损失应该不能算灭顶之灾。况且，受灾地区不属于日本重要的工业带，经济规模仅占全国GDP的8%。从这个角度看，大地震对日本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即高端制造业没有造成直接冲击。不仅如此，灾后重建的顺利展开，还会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现实并没有那么乐观。与地震、海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相比，福岛核电站事故所引发的后果，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更为深远。2011年以来，日本东北部工厂企业长期受缺电的困扰，开工率普遍不足。核电占日本全国电力总量的30%，是制造业的重要动力来源。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国内围绕核电问题出现了分歧。2011年5月，前首相菅直人宣布废除以核电为主的能源发展计划，引发了日本企业界的担忧。野田佳彦上台后力挺核电，称“拯救日本经济离不开核电”，但他也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能源问题解决不好，会直接影响日本的制造业，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的外迁，这都不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从长远来看，东亚韩国、中国台湾等先进的经济体，甚至中国大陆都有可能借机抢占日本企业在汽车零部件、精密电子等高端产业链的市场，威胁日本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此外，核泄漏对日本农产品、食品等出口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核泄漏的阴云会纠缠日本多长时间，这不是日本官方一两个声明就能解决的问题。

　　 灾后重建能否顺利展开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取决于政府的财力应对能力。不幸的是，这两点正是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相伴相随的顽症。日本国债已超过GDP的200%，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日本政府在动员资金上能有多大的腾挪空间尚未可知。“十年九相”的政坛乱局，让日本政府的行政效能大打折扣。“3·11”大地震让深陷政治献金丑闻的菅直人内阁短暂地喘了口气，但并没有让其起死回生。随着灾难逐渐平息，“举国一致”立刻让位于政治内斗，最终导致菅直人内阁下台。

　　 尽管如此，“3·11”大地震能否再次“惊醒”日本，成为日本走出迷失的历史的机会窗口，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即使以最乐观的态度看待日本经济的前景，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恢复到灾前水平。日本经济长期存在的缺乏活力和创新等顽症，不是因地震而出现，也很难因地震而消失，除非日本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革除经济体制中的弊端。在经济最具活力的东亚地区，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即意味着倒退，被从“领头雁”位置拉下来只是时间问题。

　　 日本民主党的“自民党化”，是2011年日本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2009年实现政权更迭后的民主党，从菅直人尤其是野田佳彦开始，内政和外交政策立场逐渐与自民党接近。如果野田佳彦在2012年民主党党首选举中赢得连任，或者民主党能弥合党内分歧实现整合，日本政治走向两党化的趋势将日渐明显，这或许能成为日本浴火重生的起点。

　　东亚迎来中日并行时代？

　　 日本远未结束的三重灾难，对于东北亚权力体系意味着什么？尽管“3·11”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但日本的科技实力、经济核心竞争力等很多方面还远在中国之上，中日真正的“国力逆转”还尚需时日。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开始进入“中日并行”时代，没有哪一方能全面超越对方。

　　 在中日的力量天平外，还有一个重量级的砝码——美国。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对日本外交走向的掌控能力非同一般。日本2011年的对美外交以及东亚外交，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有数据显示，“3·11”大地震造成日本列岛整体由西向东移动了数厘米，也就是说地震让日本列岛离美国本土近了数厘米。但2011年日本在对美外交上“位移”的幅度，远远超过了地理位置变动的幅度。日本民主党两任首相菅直人和野田佳彦，在对美政策上都向自民党“深度回归”，彻底改变了鸠山由纪夫时期短暂的“日美对等外交”战略。

　　 野田佳彦不仅重新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还积极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无论是力排众议宣布日本加入“泛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协定”谈判，还是高调介入南海问题，都表明野田佳彦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实现了“无缝对接”。总的来说，野田佳彦的外交里看不到“东亚共同体”的影子，自民党首相安倍晋三、麻生太郎时期的“价值观外交”、“自由繁荣之弧”等特点倒是若隐若现。

　　 但困境中的日本，至少希望与中国保持远比政治更健康的市场联系。12月20日，日本宣布购买100亿美元中国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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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摆的日本内外政策

　　 内政：民主党主张“摆脱依赖官僚”的决策体制，坚持由大臣、副大臣和政务官等“政治家”主导政策。但是，民主党“政治主导”、“国民做主”和构建“真正的民主国家”的口号至今没有落地，国家发展战略至今不明确。

　　 经济：民主党的政策运营倾向工会，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大企业为主的骨干企业被迫到海外寻求发展机会，资本外流，国内产业空心化更趋严重。民主党强调的“生育、教育补贴”、“农业补贴”、“高速公路免费”等承诺，或被打折，或被取消。现在，为应对危机，增收消费税成为民主党共识。但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有可能令民主党的支持基础流失。

　　 外交：鸠山由纪夫时代，民主党批评美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要建立“日美对等关系”，构建“亚洲共同货币”。在大原则上，民主党坚持“日美同盟”，强化日美关系不变，但在具体问题上，民主党的“与美对等政策”、主导亚洲秩序的政策，如同瓦解美国主导体制。以普天间机场搬迁为平台，民主党与美国一度关系紧张。“脱美入亚”一度进入落实阶段。

　　 鸠山由纪夫后的野田时代，日美同盟重新巩固，“脱美入亚”已告终止。2011年，民主党政府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在东海表现强硬。与此同时，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试图进一步巩固与美国的全方位关系。

　　 从对华政策角度看，民主党主张对亚洲“友爱”，强调重视亚洲、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但是，在美国强力重归东亚的背景下，民主党的对华关系已不如上台之初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