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中国外交思维和应对上要有四创新

　　

　　

　　2011年12月16日，新华网“纵论天下”系列研讨会第二场《2011国际战略格局新变化和未来趋势》在京举行。图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崔洪建在发表演讲。新华网 陈杰 摄

　　我主要谈三个方面问题。一是如何看待欧债危机；二是关于当前的中欧关系；三是在国际局势剧烈变化下中国应当有的外交思维和应对。

　　欧债危机呈现出四对博弈关系

　　首先是对欧债危机的看法。现在我们从内部观察得到的印象和从外部得到的信息不一致；通过媒体来看和深入到其体制内部去观察的结果也不一样。但现在基本清楚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欧债危机呈现出的四对博弈关系：

　　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博弈。这里所说的市场包括债权人(主要指银行的私营机构和个人)、评级机构甚至媒体，它们代表市场的力量。市场力量是主动的，政府力量是被动的，所以欧债危机整个走势是市场在进攻、政府在防御，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在市场波动面前像“挤牙膏”似的应急行动。

　　二是国内政治和地区政治的博弈。每个欧洲国家都要平衡来自国内选民和与其它国家采取协调行动之间的压力。比如默克尔到布鲁塞尔参加峰会、提出救助方案前要先看地方选举的情况，要确保自己在国内的支持率。所以现在对欧洲国家领导人来说，应对债务危机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政治操作，这是由他们所谓“民主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决定的。

　　三是成员国之间的博弈。如法德之间的博弈；而且欧元区和欧盟内部还有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北欧集团、南欧集团和东欧集团等等，它们之间的利益也有一个经过博弈而后重新平衡的问题。

　　四是旧体制和新治理之间的博弈。欧债体现出财政政策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福利体制不可持续等问题，因此需要变革体制，但旧体制存在巨大惯性，变革的力度如果拿捏不好就可能夭折。今年欧洲社会出现许多动荡局面，就是因为旧体制的惯性在起作用，对紧缩政策和社会改革做出反弹，这是一个观察的视角。

　　至于危机的前景，从短期来看欧洲各国已初步达成共识，即要解决欧债危机问题必须找到一个政治的解决方案，也就是继续推动一体化。欧盟最近提出要建立“财政联盟”的构想，实质上就是这种政治努力。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一体化的倒退，比如欧元解体或者欧盟出现分裂，比如最近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修约问题上表现出的摇摆和游移。

　　从中长期来看，欧洲的经济结构也必须调整，但向什么方向调整也有分歧，比如“再工业化”还是“去工业化”的问题。而且目前的政策本身也有内在矛盾，导致欧债危机长期持续。因为一方面为了削减债务负担并且给市场树立信心，就必须搞紧缩政策，但紧缩政策本身又是不利于实现增长的，而主权债务的信用和清偿是要靠GDP增长来维持的。

　　同时欧债危机已波及政治领域。今年南欧五国政坛已经全部重新洗牌，左派政府下台，右派取而代之。但是明年法国大选会不会是左派在西欧重起的一个指标，还须要观察。但问题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政党上台的政策选择余地都很小，都不安稳。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首先直接反映在中国手里的欧元区债务如何保值的问题上。英国媒体说中国持有8000亿欧元的欧元区公债，大概是9600到10000亿美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中国现在持有的美国国债也才11341亿美元。第二个影响是中欧贸易。今年7月份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了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中欧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双方在经贸上的相互依赖更深了，而欧债危机使得这种相互依赖更加复杂：一方面欧洲进口下降，中国出口压力增大；另一方面欧元持续贬值有利于欧洲商品对华出口。这对中国的贸易结构调整形成外部“倒逼”的压力。

　　（责任编辑：刘阳禾）

　　

　　

　　2011年12月16日，新华网“纵论天下”系列研讨会第二场《2011国际战略格局新变化和未来趋势》在京举行。图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崔洪建在发表演讲。新华网 陈杰 摄

　　如何看待中国救欧债问题

　　关于中欧关系。本来今年中欧关系的开局良好，双方都希望有所突破，在年底峰会时拿出一些积极地成果来。因此中欧之间通过对比“十二五”规划和“欧洲2020战略”来积极探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并且寻找一些可以开拓的合作领域，比如要在政治、经济之外加强人文、社会方面的交流合作。但下半年以来，中欧关系有被欧债危机“绑架”之嫌，中欧会议由于危机而被推迟，现在又被简化成中国要不要“救”欧债的问题。但是中欧关系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和前景。

　　我们首先应该解决怎么看欧洲的问题。实际上欧洲在中国的战略视野里一直不易界定，只要涉及安全和经济，美国就成了中心话题。欧洲人对G2的提法很不满，认为被边缘化了。但欧洲对中国的影响更多的是长期性和软性的。比如欧洲长期以来是中国的第一大技术来源地，技术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欧之间也不存在激烈的战略竞争关系，没有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和现实可见的利益冲突。

　　另外，中欧相互借重的余地很大。对欧洲了解得越多，就会发现需要向它学习的东西也越多。我们现在的政策重心要从专注于增长转向增长与管理相平衡，在如何更有效利用资源、分配社会财富和精细化、人性化管理方面应当更多地向欧洲学习和借鉴。

　　至于要不要救欧债的问题，首先要做区分。在纯粹的金融层面，应该对我们手里8000亿欧元的欧债要不要保值、如何保值做一个基于市场的判断。其次，在经贸层面也应该对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的影响做出判断。最后，应该还有一个政治、外交和战略上的判断。三个层面的判断逻辑不同，因此结论也会有所差异，但不能因此出现混乱。政策应当立足于事实但更应当有预期。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作出战略层面上的最终判断，不如退一步先设立两个原则：一是“救穷不救急”。

　　欧债危机的根子很清楚，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GDP增长不力，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它发展经济，做一些中长期的规划；二是“救欧洲不如帮德国”，担忧“帮”欧洲得不到回报的一个原因是欧盟不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欧盟的复杂决策机制有可能消解掉中国的好心和努力，我们也不擅长和这样的组织打交道。那么就来帮助在欧盟经济实力强、能量大的德国，通过它来实现帮助欧洲、又有回报的目标。最后也很重要的是，考虑到复杂的舆论环境和利益博弈格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深思熟虑、前后一致的政策宣示。

　　（责任编辑：刘阳禾）

　　

　　

　　2011年12月16日，新华网“纵论天下”系列研讨会第二场《2011国际战略格局新变化和未来趋势》在京举行。图为研讨会现场。 新华网 雷东瑞 摄

　　中国外交思维和应对上要有四方面创新

　　最后谈谈新形势下中国的外交思维和应对问题。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们一直在讨论“格局转换”的问题，尽管还有争论，但现在国际格局的确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比如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今年还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同时西方国家出现一些停滞和衰退。对国家力量本身也需要重新界定。比如说中国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和贸易大国甚至是超级大国，但在其他方面就相对弱一些。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身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国际身份呈现出“碎片化”的现象，经常被别人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拿来说事儿。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我们的心态也变得有些浮躁，有一点“暴发户”的心理，这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形势、环境和能力的判断。为了适应新形势，我们必须有外交思维和应对上的创新。

　　首先，我们要承认矛盾、正视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过往的一些观念需要在新形势下重新审视，去做一些更深入的思考。比如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问题。全球化的一个必然后果是国家边界削弱，因为商品、物资、人员都在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更灵活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这不仅是一个理论挑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仅仅谈论坚持原则显然不够，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坚持原则。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如何重新思考和界定我们的利益，提升我们对利益的维护和管理能力。中国海外利益的大大拓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们对国民、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管理跟不上利益自身的拓展。

　　比如在利比亚危机时，我们起初对中国公民和企业在那里的情况并不完全清楚，所以为了在危急情况下维护自身利益花了很多的功夫、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很高。但这种“事前不知、事后被动反应”的模式显然不可持续，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继续坚持不干涉原则，那我们就应该有一套预防性外交的办法。换言之为了维护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除了去发展经济以外，我们也应当参与当地的政治和安全建设。我们不走西方“干涉主义”的老路，但的确需要发展出我们的新思路和新办法来，这是观念的冲击同时也是政治的挑战。比如在联合国就利比亚问题投票时，西方国家坚持的是“人权保护”原则，这也是联合国原则之一，它和我们坚持不干涉原则有矛盾，那如何去理解和认识这种分歧，就对今后如何更好地去理解和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提出了紧迫的问题。

　　其次是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已经处于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各部门、各行业的自身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之间有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如何去界定、区分和整合局部利益、如何在各部门充分表达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去界定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我们常说美国的外交被某些利益集团绑架，我们不应当走它的老路，在经济利益、外交利益、国防和安全利益之上应该有一个对整体国家利益的判断和认识，这应当成为判断中国外交成效的唯一标准。

　　还有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问题。我们全面参与到国际社会中，但前提是要明确我们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何在，缺乏这种联系，我们在外交上就会无所适从、处处被动。我们需要通过言论、政策和行动让国际社会信服，证明中国的发展是对国际共同利益的贡献而不是损害。现在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警惕”或“防备”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国家利益的界定过于僵硬，而且排他性很强。我们强调国家利益，但更需要强调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利益之间的联系。

　　（责任编辑：刘阳禾）

　　

　　

　　2011年12月16日，新华网“纵论天下”系列研讨会第二场《2011国际战略格局新变化和未来趋势》在京举行。图为部分到场嘉宾合影。 新华网 陈杰 摄

　　第三是如何建立全球视角、克服成长期焦虑的问题。我们此前的外交习惯于从双边的角度来看问题和解决问题，尤其是在自身力量增强后，我们和世界上任何国家搞一对一的博弈都不吃亏，这是从实力对比上来说。随之而来的是其他国家可能会采用集群或联盟战术来对付我们，这样对我们不利。

　　美国所以我们需要逐渐从双边的视角拓展到全球或者世界的视角，我们要开始打造自己的全球议题，引导国际格局的变化方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有气度、有远见。另外从心理上来说，美国有维持霸权的战略焦虑，但我们也有处于成长期的心理焦虑。我们必须对国际压力做出正确判断，看看哪些代表着现实可见的威胁，哪些是由于自身的心理焦虑产生的幻觉，否则在战略上会出现误判。

　　最后是如何表达、减少国际社会误读的问题。首先要在明确和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找到它和国际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共同点，这样才能向外界准确传达，也才能被外界所接受和认同。我们要避免走“美国例外”的老路。美国将自己作为“上帝的特殊选民”，注定要来领导和统治这个世界，这是它四处招摇也四处挨骂的一个原因。

　　我们已经向国际社会传达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价值观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原则，但需要对它们进行逻辑论证和政策阐释。不能单纯地讲“和谐世界”是“和平世界”或者“合作世界”，这是循环论证，缺乏说服力。必须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追求“明心见性”，有结论但缺乏论证，这是西方思维很难接受的。我们需要建立从A到B到C的逻辑链条，为此需要强大的学术支撑和理论基础，否则再好的价值和观念就会变成空中楼阁或者是自说自话的东西。

　　还有如何表达的问题。我们的外交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但长期以来这一方针被西方世界解读为“待机而动”(hide one’s ability and bide one’s time)的策略，甚至还有“隐藏邪恶意图、潜心发展力量等待时机以求一胜”等等更为牵强的解读，但长期以来得不到我们的澄清和解释，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大量误解。

　　还有专家学者和新华网这样的网络平台如何形成合力去营造良性的舆论和民意环境的问题。现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面临越来越多的舆论压力，而且表达的途径和手段多元化。目前全世界手机用户50亿，中国就有10亿，全世界网络用户20亿，而中国有5亿。我们需要处理好敢于表达和善于表达的问题，就可以突破软实力建设和话语表达的瓶颈，中国前行的道路就会平坦一些，否则就会荆棘丛生。

　　

　　（责任编辑：刘阳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