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交利物浦：中国高教改革的另类路径

　　 文/王珊

　　 进入2011年年底，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的日程越来越满，各种来访络绎不绝。来访者包括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国内知名大学同行，以及准备或已经试水中外合作办学的海外著名大学有关人士。在上海纽约大学筹建引起轰动之前，席酉民校长执掌的这所大学甚至时常被人与“野鸡大学”画上等号。而就是这所经常被误读的年轻大学，连续3年在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及英国IBM商务挑战赛等顶级赛事中成绩卓著，96%的首届毕业生、90%的第二届毕业生赴世界知名大学攻读硕博士研究生。

　　 接触和了解西交利物浦的各方人士，开始将其视为中外合作大学的标杆，但席酉民对这所学校却有更大的期望：探索高等教育新模式，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教育发展。

　　 不仅仅是原汁原味的西方教育

　　 在名校汇集的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上，如果不留神，初次到访者很容易错过西交利物浦校区，因为这里没有围墙，没有大门。临近仁爱路的学校基础楼前矗立着包括孔子、柏拉图在内的8位中西先哲的群雕，寓意群贤毕至、中西交融，这也正是西交利物浦的价值观。“我们既不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分校，也不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分校。”在席酉民看来，中国已经有过千所大学，再增加一所同样的大学没有意义。西交利物浦大学也绝不能简单拷贝英国大学——因为“东西方教育各有优缺点，欧美教育自身也一直在做反思和改革，简单的拷贝和移植不是聪明的做法”，“我们要做的是根据世界未来的需求，整合东西方文化和教育精华，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这种整合随处可见。在西交利物浦的校园里，既有行色匆匆的外籍教师，也不难发现白发苍苍的中国教授。学校数理教学中心的主讲教师包括原同济大学数学系主任、原天津大学数学系主任、原清华大学数学系副主任等资深教授，多人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堪称国内数理教学“梦之队”。西交利物浦的新生经常会惊喜地发现，自己拿到的教材的主编正站在讲台上。

　　 在数理教学中心负责人郭镜明教授看来，中西方高等教育各有优劣，西交利物浦大学给了自己结合两者优势的机会。西交利物浦的教学时间很少，其他院校可能一学年的课程时间是36周，这里只有28周，西交利物浦更强调学生的创造性，注重其课外应用意识的提高和指导。具体的做法是减少课堂讲授，增加课后答疑和一对一辅导，而且广泛应用数学建模的方式引导学生将枯燥的理论应用于现实生活。

　　 与数理基础课教学相同，在2006年正式招生之前，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组织专家组对100余门拟开设的、厚达1米的课程大纲进行重组和优化。原则是既要保留利物浦大学在相关学科的前沿优势，又要结合交大的传统，并充分考虑中国学生的特点和需求。

　　 让学生健康成长最重要

　　 整合中西方教育传统和精华的过程正是西交利物浦大学探索教育新模式的路径。

　　 让学生健康成长、教会学生主动学习在西交利物浦被置于学生培养的首要位置。“教与学”到这里变成了“learning and teaching（学与教）”，在西交利物浦学生和老师的眼里，学校是“学习”的场所，学生的“学”比教师的讲授要重要得多，老师的“教”是辅助的。同样一门课，西交利物浦的课时比传统大学至少少三分之一，教师在课堂上更侧重于知识体系和应用方向的讲解，至于基础概念与基本知识则需学生通过课前预习提前掌握。几乎每节课完成后，都会有大量的project（应用项目与工程）或全英文的学术论文由学生组队完成。一开始，大部分家长担心习惯了填鸭式教育的孩子适应不了，学生也坦言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西交利物浦首届毕业生、本科毕业直接攻博且获得近百万奖学金的方磊，在回忆西交利物浦的数学课时表示，刚开始听课时完全云里雾里，相当苦恼。但很快，他发现“老师们仿佛深得中国水墨画的精髓，该轻描淡写的部位绝不画蛇添足，而需要浓墨重彩的却又说得精彩纷呈”；课后的作业或论文往往又正中命门，在自己查阅资料和参考书的过程中，反倒更为深入地了解了基础理论和重要知识点的来龙去脉。当然，整个过程自己付出的代价要大很多。

　　 不过，西交利物浦的学生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入校到毕业学生均有机会自主选择至少3位导师：个人导师、校外导师和学友导师。个人导师第一学年是学生语言课教师，第二学年开始是专业课教师。西交利物浦教师从教授到讲师每人至少需要成为3至5名学生的个人导师。个人导师关注学生学习、科研乃至个人成长，与剑桥大学闻名于世的tutor作用相同。剑桥“用tutor的烟斗熏出大师”，西交利物浦则通过导师制让学生随时都能找到老师。校外导师则是西交利物浦的独创，众多500强企业高管及社会成功人士通过自助选择平台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及创业指导等。学友导师则是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的匹配。

　　 这里的教授没人愿意当处长

　　 生物科学系副教授、代谢紊乱综合症研究领域国际知名专家张俊龙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曾在南安普顿大学和华威大学医学院从事科研教学10多年，他坦言回国前的最大担忧是怕自己不能适应中国高校现行的教学管理体制。归国近一年，张俊龙博士的评价是，这里的行政效率、运营体制等在国内都是独树一帜的，跟国外比较接近，自己很满意。

　　 让学者和名师愿意来这里，把学生和教师当做学校真正的主人，这是西交利物浦一直坚持的原则，这里“官大”不一定说了算。在国内舆论高喊去行政化、国内名校轰轰烈烈的试点去行政化之时，席酉民校长一直很冷静。在他看来，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是高校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大学去行政化，既不应该将行政权力一棍子打死，也不应该让行政权力无所不包。当前传统大学学术权力之所以作用不到位，主要是由于学校整体管理和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导向，使行政权力侵犯了学术权力的领地，弱化了学术权力在高校决策中的地位。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涉及到学术判断和发展的事务，如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教师学术水平判断和升迁、学生升级及学术违纪处罚、具体的教学管理等事务，均由专门的学术组织或委员会处理，行政权力不得干预。正因为清晰界定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及两者的权责，西交利物浦大学有高效的行政体系而无“行政化”，所有职能部门的基本职责是向教学和科研系统提供周到服务，

　　 而不是任何权力部门。他们无权指挥和命令任何学术活动，也不是学术资源的分配者，绝不会出现传统高校常见的多位教授竞争一个行政负责人岗位的情况。相反，这些职位都是由非常年轻的专业化行政人员担任，二十多岁的主任并不鲜见。

　　 随着上海纽约大学在陆家嘴的奠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已经提前出发5年的西交利物浦。对于媒体冠之以“洋大学探路者”的称号，席酉民校长并不喜欢，他的目标是建设“中国土地上的国际大学和世界认可的中国大学”，中外合作只是可资利用的形式。

　　 他不止一次告诉来访者，西交利物浦大学的优势是利用自己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上的空间，利用自己全新的体系和没有历史包袱的条件，直接面向世界和未来发展趋势，从国际伙伴和环境中了解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整合全球优质教育资源。这不是出趟国考察或引进几位专家所能做到的——而是系统的借鉴和创新，把交大的、中国的传统优势和西方教育体系的优点相结合，探索新型大学模式和育人理念，创造独特的育人模式和大学运行体系，利用后发优势，跨越传统惯性，在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肩膀上，走出一条新的高等教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