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扩内需突破口

　　胡萍

　　记者胡萍作为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之一，“提收入”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要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这可以说是新形势下扩内需工作的重要举措。换言之，在经历了为期两年的消费刺激政策之后，决策者已经清醒地看到，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消费刺激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达到拉动内需的目的，长期而言，提高国民收入、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是继续扩大内需的关键要素之一。

　　财富分配失衡制约居民消费增长

　　“月入6000元、租房3500元、日常开销1000—1500元，看中某件心仪的东西还得先摸摸口袋。”在京城某出版机构工作的肖红是典型的月光族，研究生毕业来京工作，虽然收入比在家乡的同龄人高，但“没房、没车、没积蓄”，用她的话来说，仍是一位“伪中产”。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肖红满心期待“自己的收入能够涨一涨”。

　　事实上，与肖红有相同处境的普通百姓并不在少数。在经历多年的GDP高速增长之时，反映劳动者收入的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处于下降态势，从1980年的17%下降到2008年的11.2%；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7.8%，低于同期GDP增速9.4%。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相对不足，主要原因就是“收入相对下降”。国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不及GDP增速，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成为制约消费进而影响内需增长的根本原因。

　　想消费却缺乏消费能力———这是长期以来影响居民消费增加的重要障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要想使最终消费提高，必须要让一般老百姓有能力来进行消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剧锦文告诉记者：“提高收入水平是扩内需的重要选择，只有逐步提高收入水平，才能实现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实现过去过度依赖外需向主要依靠内需转变。”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民收入结构调整、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农民收入新增长点等都进行了诠释和规划，这表明我国正力图改变财富分配失衡、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而这也正是从分配制度层面找到了扩大内需的突破口。

　　“扩中”“提低”并举提高居民收入

　　关于居民收入增长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即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那么，怎么确保“提收入”这项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呢？

　　剧锦文分析了其中的制约因素。他认为，就收入结构而言，我国两极分化严重，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这是一个制约内需的重要方面。相关机构的测算表明，低收入人群和农村人群的收入增长，对于消费的拉动远比高收入者要大。

　　这次中央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这将增加和保障部分低收入者的就业岗位，从而为提高他们的收入创造条件。”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表示。可以看到，加强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提高企业薪酬水平，进一步完善工资协商制度、国有垄断企业改革、降低门槛鼓励创业都将是“扩中”的重要手段。

　　对于“扩中”和“提低”的发展思路，剧锦文表示，国家鼓励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对扩大内需意义重大。在增加收入的同时，还要通过扩大就业、调整财政结构，将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政策落到实处，让百姓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放心消费。

　　收入分配改革应有更多实质进展

　　除了为增收创造更多条件，针对“富民”更深层次的改革还在于改变当前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有调查表明，当前的初步分配中，存在“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以及“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比重低”的“三低”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问题较为突出。而对于肖红这样靠工资吃饭的工薪阶层而言，工资性收入是他们收入的最大部分，甚至全部。

　　“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过大，是当前引起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深层根源，要想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分配体制改革必须加快推进。”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说。

　　剧锦文认为，城乡间、行业间的分配差距应区别对待。对于广大农村地区，应加大对公共品的投入，如教育、医疗等；企业类型复杂，国企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过大，其收入改革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有重大改变，如企业劳资关系和利润分红体系、工资形成机制等的改革；一般而言，民营企业收入水平根据市场机制调节而定，关键是在企业倒闭之后对于员工应得的工资应该有更多的保障。

　　李培林建议，政府要通过财政、税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各种再分配手段来调节初次分配的结果，但初次分配本身也要建立公平分配的机制，要通过建立工资谈判机制来平衡资本相对劳动力强势，避免形成工人抗争运动的倒逼机制调整工资。同时要通过制度建设，积极发挥慈善救助等第三次分配机制的作用，保证社会基本的和谐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