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足凯恩斯主义

　　专访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戴国强：

　　用足凯恩斯主义

　　田享华 张莉

　　2011年全球经济最大的关键词就是债务危机，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而2012年正值中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将迎来到期还款高峰，会不会衍生出中国版“债务危机”？尤其是最近各地要么土地流拍，要么降价出售，此前普遍认为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如今正面临现实的压力，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也日益为外界所关注。

　　就这些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戴国强教授日前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在他看来，地方融资平台现有风险中连带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房地产市场问题，虽然房地产市场可能在2012年第二季度发生转变，但是目前土地流拍之后，地方政府收入减少，还款能力降低，同时投资民生的资金也会受到挤压，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警惕“连锁反应”

　　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将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本付息的偿债高峰期，很多人担忧政府信用也会发生“违约风险”，甚至形成中国版的“次贷危机”。你是如何看待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在内的地方债务风险？

　　戴国强：目前讨论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有些悲观或者警告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并无必要，地方债的风险取决于执政体制是否可持续。如果我们认可这个体制可以持续，那么它的风险就是可控的，需要关注的重点实际上是解决高成本的问题。

　　当然，就治理技术而言，一旦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或者紧缩政策延续，那么地方债务还是存在一些隐患，尤其是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一方面，紧缩政策持续下去，一些在建项目可能会成为烂尾工程，导致更大的浪费，并影响就业；另一方面，由于要满足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需求，也会挤压新项目投资的空间，从而放缓地方经济增长。

　　同时，受压缩的银行信贷空间也将间接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它的贷款总是需要收入偿还；如果需要大量还款，政府就得压缩和消费能力以及内需增长有关的转移支付资金，在外贸不利的情况下，内需又不足，问题就更大了。

　　至于中国版的“次贷危机”，实际上还是有办法能够规避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有很强的经济职能。2008年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冲动得到了释放；与此同时银行又更愿意向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提供贷款，这两个非市场力量相结合就把中国经济率先拉出了危机。

　　日报：但这样的操作是不是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当初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就是用一个产能过剩去代替另外一个产能过剩，你怎么看？

　　戴国强：虽然对于四万亿计划有争议，但是不能否认政府确实有足够大的能量去刺激经济。关于产能过剩，目前也确实观察到了一些刺激计划的后遗症。从全球的范围来看，金融危机的后面其实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

　　美国、欧洲、日本都是用市场的方法，就是大量的失业存在，他们就用市场的力量强行减少存货，来去库存化。这些国家如果不是受债务危机影响，开始走向复苏，那么经济肯定比我们国家更加稳定，因为已经为未来的发展腾出空间了。

　　我们更多用的是行政手段，在原本经济过剩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增加投资和产出，同时出口还在减少，内需又难以提振，这就是过剩的恶化。对中国来讲，在现行体制下，长期的问题不是通胀问题，而是通缩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经济衰退。

　　融资平台的出现，就是地方为了拉动经济发展的结果，大量基建投资需要钱，然后拉动水泥、钢材等需求，这就是为了解决过剩问题，但是现在却带来了更复杂的问题，既有过剩问题，又夹杂着平台风险。因此，平台风险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央和地方几个力量一揽子来解决。

　　日报：有一些地方债务并不在地方政府头上，而是下属企业为了执行政府的一些意图贷款，这种债务可能混过了中央的检查，但出了问题政府可能还得为之埋单；而最近一些企业出现困难时，市长找行长给企业贷款的现象不少，这些因素会酿成大麻烦？

　　戴国强：地方债务平台问题的根本解决是长期的，必须慢慢消化。现在从银监会的角度，解决办法是要求银行将原来政府背景贷款转变为商业合同贷款，各家银行根据平台公司的现金流覆盖状况进行分类，对各种平台贷款进行清理，若现金流覆盖在30%以下，则对银行资本金要求达到300%；有30%~70%现金流覆盖的，资本金要求达到250%；如果现金流覆盖不到100%，资本金也要求达到140%。这个规则实际上就给银行压力，稳妥地帮助债务人加快清理债务，改善现金流。

　　在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发生老板跑路时，地方行政力量会介入，让银行施救，这也确实让大家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地方政府在银行的人事和组织上有一定的控制能力，才会有资金方面的调控能力。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中央就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就设立一个中央金融工委，防止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要割断这方面的联系。

　　现在银行的高管是由总行任命，看似和地方政府无关。但实际上，两者还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全国地方政府债务10.7万亿元中80%来自银行贷款。所以我希望通过解决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在银行和地方政府人事关系方面进一步地厘清，以保证银行经营的商业独立性。

　　用足凯恩斯

　　日报：最近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启动，他们的经济实力在全国排名靠前，这是否意味着中央在考虑偿债能力的问题？但这样一来，中西部越缺乏偿债能力越不能获得贷款，岂非形成“马太效应”，拉大区域差距？

　　戴国强：中央选择富裕的地方试行地方债发行，是因为这些地区比较好操作，现在上海发行的地方债的利率很低。一般来说，地方债的利率要比国债要高，但现在这些地方的地方债利率低，就说明投资者相信地方政府的能力保证不会出问题。这其实为地方债发行开了好头，但如何把地方债发行推广到中西部需要研究。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财政收入有来源，这些地方的银行就会更倾向贷给平台。而中西部也不用太担心，虽然不适合发债，但会由中央政府负责统筹，比如加大转移支付或者其他财政或政策倾斜。

　　现在提出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银行现金流覆盖，严控贷款质量。二是让政府债务透明化，阳光化，保证监督。现在《预算法》也正在修改，强化这种监督，如果现在债务公开化，政府至少是在地方人大的监督之下来使用和运用这些资金。

　　从这个角度而言，接下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目前，财政政策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前几年中央财政积聚了大量资金，今年财政收入超过十万亿估计不成问题。中央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充分利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的原理，扩大需求，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民生。

　　日报：财政收入确实增长了，但是地方政府在刺激经济增长以及保障民生方面的开支也刚性增长了，可支配的财力其实并不多，这是否也加剧了地方债务的风险？

　　戴国强：中国政府的负债率还不算太高，中央和地方债务加在一起还属于正常水平，一般认为当一国政府债务处在占GDP的60%~80%这一区间时对经济的影响可控，当债务超过GDP的90%就会影响经济增长。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减税，增加支出。减税既要减个人所得税，也要减企业所得税。要给企业增长空间，鼓励企业。税收减少了，实际上是鼓励供给，鼓励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转移支付也需要增加，比如增加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减轻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让民众有消费的能力和空间。另外，财政需要向中西部倾斜，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东部需要高精尖行业，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个转移不是简单的复制，需要考虑环境等条件，否则将投入更多成本、造成更大浪费。

　　如果地方经济搞得好，税源扩大，税收也会增加，地方收入增加，就可以调用更多资金，继而投入建设和保障民生，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目前来看，短期内还是需要靠中央财政，将地方扶持好了，等地方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再生能力。这样，地方债务风险才会降低下来。

　　减税很关键

　　日报：从政策层面来看，规模依然在放大的地方债务是否会制约货币政策，存在超发货币继而加剧通胀的风险？你怎么看待2012年的货币政策？

　　戴国强：实际上地方债务平台对货币政策施行的限制已经存在，此前利率提高较晚，该做的事情一直没有做，一个因素就是中央担心会加大地方债务包括国有企业的利息成本，进而造成新的危机。目前看来，超发货币的风险仍然存在。其实，货币政策不能多变，需要相对稳健。现在保障房计划、农村的水利建设的投资计划已经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了，这些项目最终利于民生，但需要警惕的是可能会再次利用货币政策进行新一轮扩张。

　　虽然明年动用货币政策的空间有限，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办法，就是保持相对宽松，要松得有度。现在中央有意定向宽松，就是将贷款指向特定行业，促进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但是货币政策中的利率大幅下降，或者存款准备金率大幅下降，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估计2012年存款准备金率还会下降，如果明年一季度之后国际环境还是糟糕，我国物价上涨压力依然存在，经济状况也没有好转的情况下，利率也可能会松动，但这个松动的空间是有限的。

　　日报：目前不少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对于明年的经济形势都表示悲观，认为这是五年来最严峻的情况，GDP增速可能降至8%以下。你对未来经济形势有何看法和建议？

　　戴国强：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完全能够自己来决定，我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融入了全球经济，在融入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了。如果未来出口没有上升，内需又没有提振，经济就难以好转。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不会落到8%以下。

　　现在我们也看到一点曙光，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从经验上我们知道美国经济的好转会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从而带动我们国家出口的增加。但美国经济还存在几个问题，一是房地产业还不景气，二是失业率仍比较高，三是民众信心指标还没有明显的增长。

　　对中国而言，根本的问题是要尽快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内需；现实途径就是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财政收入不要那么高幅度的增长，这种增长会产生挤出效应，减少企业和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在支出管理上，加大转移支付，既包括结构性定向的支出，包括教育、医疗等民生相关的转移支付，也包括其他改善民生福利的转移支付。

　　如果政府提出降税，就得要求企业拿出降税的部分转化成职工工资和福利，实际上就是提高百姓收入。减税很关键，这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也有关系，中央不要让地方有那么大的经济增长压力，而要注意考量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