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收益应纳入公共收入渠道

　　专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垄断收益应纳入公共收入渠道

　　王羚 付晶晶

　　2011年的收入分配形势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中央特别强调居民的增收问题。您如何评价今年的收入分配状况？贫富差距是有缩小还是在继续扩大？

　　王小鲁：2011年全年的数字现在还没有，但是根据前三个季度的情况看，确实有几个变化值得关注：一个是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这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不能估计过于乐观，因为这一方面与惠农政策有关，另外也有些因素是短期的，比如短期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农民增收。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很大，是多年来形成的局面，这不是短期因素能够迅速改变的。只有农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才有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另一个变化是中西部的经济增长快于东部，这有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当然这同样也需要持续的增长，才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此外，城市和农村内部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差距扩大，近些年来已经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导因素。这方面的情况有没有改变，还有待观察。应该看到，导致这方面差距扩大的一些基本因素还没有明显好转。

　　由于今年农民增收较快，总体来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会有所加快，但至于能不能做到与GDP增长同步，现在还不好判断。

　　日报：关于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国家统计局没有官方的公布，我看到学者的说法有许多。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是否还在继续增加？

　　王小鲁：基尼系数有不同的计算。大家比较接受的是前几年世界银行的一个计算，是0.47。其实基尼系数不管谁来算，都需要依据官方的统计数据。而现在官方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是不全面的，主要是一部分高收入居民有大量的隐性收入，没有包括在统计数据里。实际居民收入差距会比现在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更大。

　　腐败和制度不健全导致收入分配扭曲

　　日报：虽然现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个焦点问题，但具体的进展却不尽如人意。您认为要改变现在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可以从哪里着手呢？

　　王小鲁：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在影响收入分配。从体制上说，首要的是腐败和体制的不健全导致的收入分配格局扭曲。这包括有些居民有大量没有反映在统计数据中的灰色收入。

　　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关键是需要改革现在的政府管理体制，或者说得更宏观一点，就是需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的话，很难带来根本的改变。具体来说，首先要引进对权力的监督机制，要有一套制度来保障政务公开透明，使得公共资源和公共资金的管理，能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如果不建立这样一套制度，这方面的漏洞就不可能堵住。

　　现在的土地出让制度也是导致收入差距加大的因素之一。因为土地资本化形成的巨大财富，其分配不规范、不透明。下一步应该推进房产税改革，用房产税来逐步取代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使这部分收入的分配更规范、更可持续。

　　房产税改革背后还会牵扯到一系列问题，主要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目前的土地财政，前提是财政分配关系没有摆平，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常规财政收入保证其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只能依赖“跑部钱进”或者是卖地来补充其资金不足。另外也是因为政府支出不规范、过度膨胀。因此我想未来财税体制改革应该有一揽子的通盘考虑，基本方向一方面是要规范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实现财权和事权的统一，另一方面也要规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消灭预算外收入，严控“三公消费”和其他不合理的政府支出，使政府的钱花得更公平、更有效。

　　垄断收益应纳入公共收入渠道

　　日报：垄断行业收入过高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您建议下一步如何来改变这个状况？

　　王小鲁：垄断部门收入和非垄断部门之间差距非常大，关键是因为垄断性收入和资源性收入分配出了问题。这里面，垄断性收入和资源性收入又是密切相关的。

　　现在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资源税改革，加大了针对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税征收力度，方向是对的。但现在的改革还不彻底，没有把资源性收入的主要部分纳入到国民收入分配体系里来。其实经营性收入和资源性收入应该区别清楚。企业应该得到的是其经营性收入，而不是资源性收入。

　　解决途径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垄断性收益和资源性收益的主要部分纳入到公共收入的渠道来，并且主要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样，从事资源开采领域的经营和其他领域的经营就可以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这里还有很多细节性问题要考虑，包括级差收益怎么去界定，怎么根据不同级差收益来制定一套合理的资源税体系，一方面要比较简单易行，另一方面又要能够区分不同的资源条件，使之能够相对公平。

　　总的来说，我认为资源收益和垄断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未来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除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性产业，还包括金融等其他垄断性行业。

　　社保制度不完善是极大的不公平

　　日报：社会保障应该是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本来是平衡收入失衡的，但是现在反而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这个应该如何改变？

　　王小鲁：社会保障体系的碎片化导致的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导致了不公平的再分配。我认为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在于有一部分人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特别是近两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解决。

　　理论上说，农民工可以加入城市职工保险，但是你看看数字就会发现，农民工中的社会保障覆盖率是非常低的。大部分人没有保险，或者只有某一单项。在城市里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是少数，很多老板不给他们上保险。有的农民工在农村加入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但他在城市工作，“新农合”对他远水不解近渴。此外现有制度也不利于农民工保险的异地接续。这些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缺失。没有纳入保险的这些人，恰恰是收入更低、工作更不稳定、更需要得到保障的人群。大部分农民工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里，但是没法转变成城市居民。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就是要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如果这部分人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享受不到同等待遇，无法稳定地在城市立足，这对未来城市化的发展、对实现社会稳定和谐，会造成非常大的障碍。

　　日报：现在政府收入增长很快，应该是有财力来解决这样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王小鲁：是的，现在政府收入确实增长很快，但问题在于一方面政府有大量的收入没有好好管起来，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有很多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包括政府的“三公消费”一直压不下来，还有不少无效投资；而另一方面一些基本的、该花的钱没有花。比如说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比如说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和不足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民生问题，当然需要增加公共开支。但是现在许多政府在叫穷，虽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迅速，但总是钱不够花。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公共资金被用于政府自身消费或者不必要的投资。当然政府投资中有大量合理的部分，公路铁路、基础设施需要建设，农村地区交通不便需要改善，环境需要治理，还要改善医疗、教育，这些都是需要办的事。

　　日报：政府的钱到底应该怎么花、谁来监管、怎么做到透明化，这个又回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来了。

　　王小鲁：的确，所有这些事都和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如果不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都做不到。

　　日报：明年是换届之年，谈到收入分配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这都是非常复杂和大难度的事情。2012年，您对这些问题的推进乐观吗？

　　王小鲁：这个还很难说。明年要开十八大，大家对这些问题会有更多的思考和讨论。讨论得越多，越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越有利于今后可能的改革。当然，这些涉及到体制方方面面的改革，还是要通过渐进的方式来推进。需要有远大的目标，但过程要一步一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