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马可宁：不是福利制度惹的祸

　　宋冰

　　有关欧洲盛衰的传说周而复始。尤其是在2011年，谁都在解读欧洲，谁都在预测欧洲。

　　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欧洲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预测的那样，在东方复兴的比照下，最终会成为“博物馆”式的明日黄花。

　　一场危机撕扯出的伤口，反而再次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精确横切面，显现欧洲血肉之中的筋脉流转，并从中窥出一点欧洲文明内在精气，解释为何欧洲成为今日之欧洲，明日之欧洲又将何往。

　　即使福利国家制度多受质疑，但其内蕴的公平与关怀，恰恰是这个经济效率至上年代最易失落的古典情怀。关于此，《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卢森堡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尼古拉斯·马可宁(Nicolas Mackel)。

　　危机不应归咎于福利制度

　　第一财经日报：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欧债危机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欧洲的福利制度太高了。有些欧洲政治家也表示，欧洲出现了福利制度滥用现象，对此你怎么认为？

　　马可宁：欧洲有许多不同国家，每个国家各自又有许多不同阶层。但还是有一些事情在欧洲已成共识。

　　首先，我认为关于欧洲人没有努力工作的说法是不对的。针对欧洲福利国家的批评总是在强调休假日期、退休年龄、各项津贴，甚至还有人质疑健康医疗计划。但我并不认为这些有根本性错误，目前欧洲面临的危机和福利国家制度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

　　一个证据就是，在福利制度上最为慷慨的欧洲国家，并没有特别为本场危机所困扰，至少没有那么深地受到困扰。你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即使身处欧元区，比如芬兰，都有着最为慷慨的福利制度，但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所以不是福利制度引发了这次危机。危机的产生涉及到国家如何分配开支和获得回报的方式。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花钱，也关系到我们如何赚钱。将危机归咎为福利制度，是过分简单化了。

　　欧洲福利制度从二战结束后开始，至今已延续了大约60年，从根本上定义了欧洲模式。欧洲内部有许多不同国家，但它们仍然有许多共同之处。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团结”的概念，这实际上也是国家观念的基础。这个团结意味着年轻和年老之间，也意味着穷苦和富裕之间。

　　日报：如你所说，欧洲有如此之多不同国家，那么是否真的存在某种超越国家界限的“欧洲精神”？

　　马可宁：实际上，我们欧洲人很少会看着自己然后说“我们欧洲人”如何如何。

　　第一次我意识到存在“我们欧洲人”这个概念，是在我搬去美国之后。人们开始跟我聊天并称呼我为“你们欧洲人”，这同时意味着西班牙人、瑞典人，以及我，卢森堡人。他们还会说，哦这是你们“欧洲做派”。这些对我来说都很新鲜，因为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存在“欧洲做派”，我之前只知道有“德国做派”，“法国做派”等，而这些不同“做派”之间都会非常不同。

　　但是后来我发现，别人看我们其实就是更有共同特点的一群人。事实上，确实存在着“欧洲做派”，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福利国家制度，就是非常“欧洲”的一个做法。此外，还有许多做法都属于欧洲共同模式。

　　日报：说到欧洲方式，我想到不同文化语境中，“弱者”这一概念都会有微妙不同。有些文明中，“弱者”似乎会隐含“可悲”，“不值尊敬”。但是欧洲文化中，“弱者”一词其实有不同的理解？

　　马可宁：福利制度的根本就是在一个国家中“团结”的概念。就像我说的，团结意味着年轻和年老之间，意味着穷苦和富裕之间，也意味着强和弱之间。

　　为什么有些人变成弱者，有些人变成强者，会有许多的原因。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从上天那里获得了相同的禀赋。实际上，我们并不一定是我们自身能力的主宰。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学校里有些小朋友很聪明，有些则没有那么聪明。但是我们能就这么把不聪明的小朋友扔在后面，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关注那些更聪明的小朋友身上吗？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需要平衡，既不阻碍那些聪明的，但仍然关注那些不那么出色的。

　　所以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我们都需要寻找到一个平衡，这再一次定义了什么叫国家。

　　不断重新定义自我的卢森堡

　　日报：卢森堡与大国为邻的历史注定了要受周边大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卢森堡是否有自身的特有文明和价值观呢？

　　马可宁：当然，不然我们也难以称之为一个国家。虽然我们非常小，才50万人口，但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我们自成一个国家，这并不仅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语言。

　　卢森堡是一个历史演化的产物。首先是地理学特征，我们处于不同语言区域的交叠位置，比如法德之间。这两个国家打了上百年的仗，而卢森堡正处于当中。看地图可以发现，卢森堡正好位处要塞地点，是一个坚固的军事要冲。所以谁要是控制卢森堡，实际上就是控制了周边整个区域，极具军事意义。

　　那么，在语言和文化系统都极其不一样的两个大国之间，你又恰好处在当中的边界之上，你会如何选择？你可以选择变成其中任何一方中的一部分。

　　但我们变成了两者，我敢这样说。

　　就像我们首相曾经说过的，没有德国人比卢森堡人更了解法国人，也没有法国人比卢森堡人更了解德国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60年里我们如此成功，并且保证了卢森堡在欧洲拥有很高地位。因为我们可以在两种文化中游刃有余。

　　我们会关注别人在哪方面做得很好，然后学习。我们从来没有特别的雄心，鉴于我们如此之小，如果说我们想去攻占什么国家，听上去会非常可笑。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的文化价值核心。首先，试着了解别人。如果你像我一样来自非常小的国家，那你需要有个非常大的耳朵，因为你要倾听别人。如果你来自大国，那就是别人要确保他们听到你说什么了，所以我们善于倾听，然后将其转化为更积极的东西。

　　日报：虽然欧洲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危机，但一部分欧洲人对未来开始出现不安全感，卢森堡是否也有这样的现象？

　　马可宁：我们的经济数据仍然是令人羡慕的，我们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现在成了第二名，但也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人民在创造什么，因为所有国家都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

　　如果你去看卢森堡过去50年的历史，我们正在持续重新定义自己。卢森堡曾经是非常农业化的国家，许多人从卢森堡移民去美国，因为在本国找不到工作。后来我们发现了铁矿石，以此发展了本国的钢铁工业。钢铁工业直至如今仍然在发展，比如美国自由塔就采用了来自卢森堡的钢铁制成，因为只有卢森堡出产的钢铁质量才能承担如此高建筑的强度。

　　即使我们有钢铁工业，我们还继续重新定义了下一个阶段，成为金融中心。在欧元区内，我们是最大的财富管理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则是仅限于美国的第二大投资基金中心，规模大于香港和伦敦。

　　我们还在继续多元化。比如在卫星运营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还在其他领域继续扩展多元化比如生物科技等。拥有这些多元化、进化和成熟的能力，我对卢森堡度过眼前危机毫不怀疑。

　　极端并不那么“欧洲化”

　　日报：如何看待危机之下欧盟的未来？是否会像往常的危机那样，出现极端势力复辟？

　　马可宁：这个危机当然是过去60年欧洲所面临最坏的危机，也是欧盟自创立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但我不认为这已经是个关乎生存的危机。欧盟需要拼命挣扎来生存？这不太可能。因为我们拥有一些已经延续好几代的东西，太多过往导致欧盟不可能就这样分崩离析。

　　当然我们必须经历困难时期，有些人甚至提出欧洲会如日本一样衰落。但如果你去问日本人过去十年如何度过，当然从经济层面上说没有那么振奋人心，但日本仍然保持着一个超级经济体的地位。

　　所以我没看到在欧洲或是卢森堡，人们是如何丧失信心了。欧盟正在经历它创立以来最困难的时刻，但欧洲仍然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来扑灭这场火。只是之前大家对如何扑灭这场火讨论了太久，但是他们仍然有足够的水来扑灭大火。他们会继续讨论直至大火把屋子烧完吗？我不认为会这样。

　　这次危机中一个令人吃惊的事情就是，实际上我们没有看见右翼、极左或者民粹分子等极端势力的涌现。我们正在经历60年以来最大的危机，但是人们没有滑向极端，而是仍然愿意呆在中间路线。

　　我想欧洲在70年前右翼势力上获得的教训，至今还小心地谨记在心。极端，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都不是那么“欧洲化”。欧洲人更希望在危机时刻，采取一种更安全的解决措施来应对，而不仅仅是去验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