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要从大局出发挽救多哈回合

　　大国要从大局出发挽救多哈回合

　　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如果想在多边舞台发挥引领作用，就需要具备一大批熟悉国际法、国际贸易并能熟练使用外语，具有国际谈判实战经验的多边复合型人才

　　文 | 王晓东    编辑 | 吴金勇

　　过去的10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10年，也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力量对比以及全球治理的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的10年。10年间，中国的经济贸易实力有了显著提升。201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已经达到1.57万亿美元，是2001年入世时的4.9倍，进口额1.4万亿美元，是入世时的4.7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4.3%上升到现在的12%，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进入WTO核心谈判圈

　　加入WTO是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其历史意义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第一，入世大大加快了中国经济的转型步伐。中国经济由此融入了世界经济的主流，有机会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享受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成果和收益。在政府主观意愿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入世加快了中国经济的主体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大量的行政规章和审批程序被废止，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法律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的活力得到了释放。如果没有加入WTO，中国的经济将长期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将失去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没有WTO国际条约的制度约束，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可能有这么快、程度不会这么深。

　　入世为中国提供了相对稳定、公平和可预见的国际贸易环境。入世前，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中美双边贸易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困扰而充满了不确定性。入世不仅使中国获得了美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也让中国的产品与其它国家的产品一样，适用于一套相同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国的企业可以以平等的身份和其它国家企业展开公平竞争。由于WTO规则的存在，其它国家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也受到制约。可以说，多边贸易体系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性保障。

　　中国获得了平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争端解决的权利。在中国加入WTO前，中国只是一个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在制定规则方面没有任何发言权。通过加入WTO，中国获得了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制订的权利，以及利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处理贸易摩擦的权利。

　　2008年7月，日内瓦小型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第一次被邀请参加七个WTO成员(美国、中国、欧盟、印度、巴西、日本和澳大利亚)参加的小型部长级“绿屋”会议，这标志着中国被正式接纳进入了WTO的核心谈判圈。经过10年的努力，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内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

　　从“90分”到“A+”

　　加入WTO大大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增强了投资者信心。

　　加入WTO的行为本身表明中国政府愿意与其它国家一样适用相同的国际规范，在出现争端时根据相同的程序进行处理。中国为加入WTO所做的努力完善了自身的外资环境。贸易和投资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跨国公司在华业务的不断扩大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进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而中国2001年加入WTO本身为外资企业在过去10年间加大对华投资提供了重要的信心和政策保证。

　　加入WTO增强了中国民众对于改革开放的认同感和信心，同时也大幅提高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中国也由此成为 WTO中市场开放水平最高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目前的工业品平均约束水平是9%，农产品平均实施关税为15%，均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减让表涵盖93个次部门(根据WTO秘书处部门分类标准)，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开放的平均水平(约为40个次部门)，接近发达成员的平均水平。

　　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执行情况受到了其它成员最为严格的监督和审核。中国不仅接受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每两年一次的常规贸易政策审议(根据具体成员的世界贸易排名确定审议频率，分为每两年、四年或六年一审，贸易量最大的四个成员每两年审议一次)；还根据加入议定书的特殊要求，接受总理事会项下16个理事会(或委员会)每年一次的过渡性审议。可以说，对于中国履行加入承诺执行情况的监督是WTO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其审议的内容之多、涉及委员会之广、频率之频繁超过了其它任何一个WTO成员。

　　多数WTO成员对中国履行加入承诺的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这在WTO总干事拉米先生和其他WTO高级官员的发言中也多次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早在2006年，中国加入WTO五周年之际，拉米总干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评价中国履行承诺的表现可以打90分。2011年11月7日，WTO副总干事Rugwabiza在香港表示，中国过去10年在WTO中的表现可以打高分A+。

　　“软实力”急需加强

　　虽然中国在WTO中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参与WTO活动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和差距。

　　首先，中国在WTO的影响力构成要素并不均衡。目前，中国对其它国家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巨大的贸易规模和国内市场。在WTO谈判中，一个经济体的进口规模越大，就越有发言权。进口意味着其它国家对你的需求和依赖，谁拥有了市场，谁在谈判中就拥有更多的谈判筹码。2000年中国的进口占世界的比重是3%， 2010年上升到9%，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单一进口国。中国目前的进口规模是日本的近2倍，是印度和巴西的近10倍。可以说，这是支撑中国在WTO中地位的物质基础。但与美欧等发达成员相比，中国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软实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如多边谈判中的领导力、号召力、说服力，制定议程的能力、起草提案的能力、解决争端的能力和引导舆论的能力等。这种影响力并不一定和贸易规模的大小直接挂钩，而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整体的WTO参与能力和专业水平，这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不断实践和经验累积。在这些方面，中国和美欧、印度、巴西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过差距在逐步缩小。

　　其次，中国企业跟踪国际贸易规则谈判、标准制订的参与度有待提高。这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密切跟踪WTO谈判进展状况，积极游说本国政府以确保自身商业利益的做法形成了较大反差。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未来国际规则、国际标准的制定将对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如何更加积极主动并有效地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订是中国企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三，与其它主要大国相比，中国WTO高水平的专门人才仍十分匮乏。WTO谈判中规则制订上的博弈，或是贸易争端案件的胜负、或是WTO高级职位的竞争，说到底都是各国人才之间的较量。一个国家的贸易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赶超，而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储备，以及多边经验的积累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今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WTO中实力的真正差距所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如果想在多边舞台发挥引领作用，就需要具备一大批熟悉国际法、国际贸易并能熟练使用外语，具有国际谈判实战经验的多边复合型人才。

　　无法达成的共识

　　目前，WTO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多哈回合(多哈回合：是1947年以来第九轮多边贸易谈判，于2001年11月，在多哈启动，也是中国参与WTO规则制定的第一个回合)谈判经历了10年漫长的谈判过程，仍看不到胜利的曙光，陷于停滞状态。今年4月21日，作为贸易谈判委员会主席的WTO总干事拉米提出了“复活节方案”，这是对过去10年谈判成果的一次全面回顾，这一方案也暴露出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品关税谈判立场上的巨大分歧。在这种情况下，WTO成员们遗憾地承认2011年年底以前不可能就多哈谈判达成全面的一揽子协议。即便如此，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信誉，许多成员并没有放弃拯救多哈的努力。一些成员建议从多哈一揽子谈判议题中选取部分较为成熟和相对容易达成一致的谈判领域，达成一个“早期收获的协议”，内容包括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关税免配额待遇、贸易便利化、棉花补贴等内容。5月份以来，日内瓦的谈判一直围绕实现这一目标展开。但经过数月的谈判，这一“简版”的方案再次因为各方无法就早期收获协议的范围达成一致而再次夭折。

　　随着12月15日第八届WTO部长级会议日益临近，目前日内瓦的磋商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主要涉及部长会议的议程设置，会议成果的范围、案文措辞以及今后两年WTO的工作计划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成员建议将贸易与环境、贸易与汇率等新议题纳入到未来WTO的工作计划中，但目前WTO成员对上述问题的立场分歧较大，短期内不太可能达成一致。从目前情况看，本次部长会议取得重大成果的可能性较小。由于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以及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大量出现，WTO正面临成立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多边贸易体系未来的走向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

　　扭转这一局面的关键是主要的大国从维护多边体制的大局出发，将政治表态转化为实际行动，在谈判中展现足够的灵活性以弥合立场分歧，真正发挥引领作用，尽快结束多哈回合谈判，并就WTO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规划。如果各国不为此作出共同的努力，现有多边贸易体制失效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将是灾难性的，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作者为世界贸易组织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