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居首 2012中国经济“稳中求进”

　　每经记者 胡健 陈舒扬 发自北京

　　 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十周年。

　　 2000年，世纪翻开新的一页。

　　 2012年，当时间再次指向龙年，站在转型新跑道上的中国，于“稳中求进”的大方针下，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12月5日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促稳定”。以“稳增长”打头的这短短12个字，概括了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

　　 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的专家们认为，2012年“稳增长”不仅要确保经济平稳运行，更要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此外，需纠正投资和消费失衡，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想办法使居民消费率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而在扩内需方面，城镇化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稳增长”的更多内涵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但前10个月CPI一直高企在5%以上，使得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题面临“落实难”。

　　 “2012年把稳增长放在首要地位，就是说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支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巩固控通胀的成果。”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被称为中国最高智库）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说，这个重心的变化，是根据当前经济运行的趋势提出的、具有针对性的战略决策。

　　 郑新立的解读，给“稳增长”这三个字赋予了更多内涵。

　　 他并指出，此次提法不同于以往对经济增速“又好又快”的要求，“应当适时把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也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实现既抑通胀又稳增长这样一个双重目标。”

　　 作为官方智囊团成员之一，郑新立称，如果通过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潜力释放出来，就能够支撑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新的“东亚奇迹”。

　　 目前最关键的是需求结构的调整。“我们需要对消费和投资的比例进行大幅度调整，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力。”郑新立说，要想启动消费、扩大消费，就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让居民消费率大幅度提高。

　　五个方向调结构

　　 谈到目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郑新立指出，五个方向的结构调整，可能会像一剂复合良药，使中国经济的未来保持春意盎然。这五个方向分别是：释放消费、降低服务业税负、金融体制改革、城乡全要素市场一体化、建立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

　　 NBD：您认为扩内需要同时纠正投资和消费失衡，必要性在哪里？

　　 郑新立：2010年我国投资率上升到48.6%，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4%，最终消费率已经低于投资率，投资总额大于政府和居民消费的总额。这说明国民经济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衡。这就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想办法使居民消费率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并降低投资率，这样才能避免投资产生的生产能力过剩带来银行呆坏账的增加。

　　 NBD：您提出降低服务业税负，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郑新立：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只有43%，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4%，远低于印度、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原因就是税制不合理，因为服务业实行营业税，工业实行增值税，营业税的税负普遍比增值税的税负要重1/3。要通过改革税制，降低税负，使服务业有一个超常的增长。

　　 NBD：最近10年我国金融市场空前活跃，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您怎么看？

　　 郑新立：金融体制滞后，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阻碍，所以说，金融体制改革应作为下一步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激发资本的活力，来支持创新和创业活动。我认为应从多个方面着手，配套推进多项改革，将资本的活力激发出来，把民营经济进入金融的限制打破，使之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NBD：在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国企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郑新立：应当建立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鼓励技术创新的各项政策，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统计表明，现在专利的申请量中，65%是民营企业提供的，国有企业创新机制的形成可以使其创新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扩内需重点：城镇化

　　 “扩大内需是我国发展的战略基点，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这句话中，“最大”、“战略”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政策关键词。

　　 中国当前的城镇化水平并不高，城镇化将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内生性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机构发布的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

　　 中国社科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傅崇兰认为，城镇化是现阶段的“现实任务”。关于中国城镇化的主流趋势，傅崇兰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建设北京、上海这样的世界城市，这是大国发展的需要；第二，全国各地大都市的区域发展和新城建设；第三，推进中小城镇发展，包括已经推出的户籍改革的试点；第四是城乡一体化，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

　　 傅崇兰还表示，京沪等地城镇化率到了80%以上，但一般地级市可能只有50%左右，依然有大量农民需要去城市寻找工作机会。

　　 谈到城乡一体化，傅崇兰认为，“全球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在增加以及中国在工业化中期累积的资源、环境、社会各种矛盾日益突出，要求经济必须走转型之路，而城乡统筹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制约，是经济转型的基础。”

　　 郑新立也表示，通过城乡全要素市场一体化的改革，把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样可以达到“一箭四雕”的效果：一是有利于农民增收，农民可以把土地有偿转让出去，到城市打工，土地有偿转让的收入则是一笔财产性收入，根据现在的测算，一户农民很快就可以进入中等收入家庭；二是可以支持工业化、城市化对劳动力的需求；三是可以通过发展农业现代化、集约化的经营，实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衔接，从而抑制农产品价格的非理性波动；四是可以把高素质的劳动力留在农村，一个劳动力种一百亩地、两百亩地，农业生产劳动率达到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安安心心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