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皇商与政商

　　谭洪安

　　1944年9月7日，适逢孔祥熙65岁寿辰，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却很不客气地在国民参政会上，以参议员身份“炮轰”（傅氏率直敢言，人称傅大炮）孔祥熙的“四大恶”：

　　一曰法律规定官吏不能直接经营商业，但孔身为财政部长而办有祥记公司以及各种商号银行，难免有以政治权力通融个人生意的嫌疑；二曰孔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多用山西同乡掌握各要害部门，那央行究竟是一个国家的机关，还是私人的结合？三曰孔名下的裕华实业银行在重庆低价大批买入政府出售的黄金，又以高价卖出，导致黑市金价高涨，美国借给中国支持抗战用的黄金，也有作私人发财之用的可能；四曰孔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曾秘密开会给中央银行职员私分市面上紧缺的“美元储蓄券”，有对国家大员行贿之嫌。

　　孔祥熙虽一一答复辩解，但不能服众，“倒孔”声浪此起彼伏，最终连蒋介石也保不住他，暗示其辞职了事。两个多月后，孔不得不将执掌了11年的财政大印交出，自此在民国政坛的地位每况愈下。

　　傅之“批孔”，处处直指其“亦政亦商”的要害，用后来的话说，就是官僚资本坐大，权钱勾结横行。

　　孔祥熙出身晋商。从明清以来的历史上看，山西商人论家乡物产富庶不如江南（那时的煤炭远没有如今值钱），论敢闯敢干不如闽粤沿海（海商是亦盗亦商，以命换钱），却能引领风骚数百年，其地理上接近京师，心理上依附集权，生意上善用“政策”，或有很大关系。

　　明朝初年，地处西北的山陕商人迅速崛起，就是抓住了朝廷鼓励纳粮支边的“开中法”，以粮食换盐引，在受到政府保护的食盐专卖制度下谋得一席之地。包括陕商、晋商和徽商在内的明清大盐商，大体可视为那个时代的“官商”，一旦政策改变，或所依靠的政治权力失势，他们通常也跟着垮台。

　　明末清初，一些在东北及张家口等地做生意的山西商人，为清军入关作后援，得到新主封赏，赐为“皇商”，出入大内。有清一代，晋商得以主宰中国北方市场，除了勤勉努力、恪守信用等长处外，清廷特准开辟中俄边贸口岸于漠北恰克图，也为早已控制南北商路的他们，提供了别的商帮可望不可即的机遇。

　　较近的例子是，庚子之变（1900年）后慈禧西逃途经山西，一路得到富商热情款待，捐输银两无数，“老佛爷”感动之余，回京后下旨：今后各省上缴朝廷的税款及巨额庚子赔款等，均交由山西票商办理。1906年，山西票号汇兑公款2000多万两银子，达到对公业务的最高峰。另据推算，这一年，全国共有约360家山西票号分号，公私汇款总额在8亿两上下。不能不说，是大清王朝政府信用的强势注入，促成了晋商最大也是最后的辉煌。

　　清朝败亡，传统晋商失去靠山，又因循守旧，不图创新，无法适应时势的变化。但孔祥熙、阎锡山两大山西“政商”的崛起，可谓另辟蹊径，接续了晋商与权力相依相生的传统（其实也是集权专制制度下中国商业的固有传统）。孔阎二人的功过是非，后人众说纷纭，但他们在山西、在中国的现代政治和经济史上留下的特殊印记，谁也无法否认。

　　2011年年底，号称“山西第一国企”的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白培中（曾任地级市主要领导，并评为过全国劳动模范）突然曝出“家中遭劫，损失财物价值高达5000万元”的大新闻。尽管此案真相仍在调查之中，但类似的涉嫌贪腐案子，以往可谓屡见不鲜了。由此可知，“政商”余脉，其实绵延不绝，不光是明清民国的陈年往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