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作报告不提GDP 同样重视社会建设

　　宋菁

　　在刚刚闭幕的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主题报告中，只字未提广东省2011年GDP总量已经超过5万亿。

　　按照相关的测算，江苏省经济总量大概会在2017年超过广东。不过，汪洋表示，广东“现在已经不打这个仗了，愿意超就超吧，我们首先要把结构调整好”。

　　汪洋说，保持总量位次不变是战术胜利，保证转型升级成功才是战略成功。如果过分注重总量规模，可能在战术上能够暂时胜利，但贻误了转型升级的时机，造成战略上的失败就是彻底的失败。

　　相对GDP的淡化，改革创新被放到重要位置。广东今年将推广深圳、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试点经验，在每一个市选择一个县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到全省各县(市、区)。

　　“上半年将出台向社会组织放权的指导意见，明确省级第一批转移职能目录与购买服务目录，各地级以上市也要制定出台市级政府的这两个目录。”汪洋在报告中说。

　　单纯追求速度不符广东实际

　　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透露，广东2011年几大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去年全省GDP突破5万亿元，增长10%左右；财政收入13000多亿元，增长20%左右；进出口贸易总值超过8000亿元，继续居全国首位。

　　不过，汪洋在全会报告中却一反常态未提及GDP数字。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成建三说，根据该机构的测算，按照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2015年、2016年，江苏和山东的经济总量有望先后超过广东。江苏的优势在于区域经济发展更为协调，苏南、苏中、苏北齐头并进，而广东珠三角地区与东西两翼、粤北地区的经济水平差异很大；山东则胜在重化工业优势明显。

　　成建三提醒，单纯的GDP规模增长只是评价区域经济水平的指标之一，广东现在更为关注的是经济质量、结构的调整以及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短期的座次调整不说明问题，而长期来看，哪个区域的经济更具竞争力取决于新经济的发展情况。从目前情况判断，广东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来自高端的电子信息产业、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以及LED照明产业等，而长三角地区在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领域更具优势。

　　汪洋在其报告中说，广东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走过了做大总量、赢得速度就是赢得机遇的发展阶段，单纯追求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再符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和广东的实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加快转型升级放在第一位，坚持‘好’字当头，在保证经济增速不出现大幅下滑的同时，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增长。”

　　佛山市代市长刘悦伦在省委全会的分组讨论上也表示，去年佛山考虑把经济增长速度指标降下来，最初也面临不同意见，“怕速度一旦降下来，面子上不好看。后来，市委常委会形成了统一意见。”刘悦伦说，速度的指标虽偏低，但经济增长的压力小了，政府就能花更多精力多搞自主创新、高端价值的项目，更加从容地抓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汪洋作报告 不提GDP

　　像重视经济一样重视社会建设了

　　除经济转型，汪洋的报告中也有相当篇幅陈述改革创新。他首先提及将推广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除了推广顺德大部制改革试点的经验，还将推广深圳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聘任制成功经验，制定在全省逐步推广的具体方案。

　　“佛山市顺德区大部门体制改革摆脱了以往简单着眼于‘精兵简政’的思维模式，真正实现了政府部门关系的理顺和职能的转变。”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研究员郭伟伟介绍，顺德区大部门体制改革目前已在广东省25个区县进行了有效推广和“复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广东还将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将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逐步转移过去，上半年将出台向社会组织放权的具体意见。

　　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所长段华明说，这种转移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公开、透明、竞争原则，广东现在社会组织的登记已经不需要找一个单位挂靠，自己就可以登记，“这是一个进步”。

　　2011年广东出台了一份《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并在当年8月底成立广东社会工作委员会，受省委和省政府双重领导，负责统筹处理社会重大问题，由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兼任该工作委员会主任。此前，北京、上海和新疆也曾设立社工委，但是机构级别设置不及广东社工委高。

　　段华明说，广东的思路很清晰，要像重视经济工作一样重视社会建设。

　　在省委全会分组讨论中，朱明国就指出，社工委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是顶层设计的概念，要履行好科学决策、统筹协调等职责，不能陷到具体的个案中去。

　　“以前讲到社会建设，只是讲到社会组织如何承接政府职能、提供服务，现在把发展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提到了新的高度，提到了社会治理结构的高度。”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透露，省社工委将主抓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在分组讨论中，数位基层干部都谈及群体性事件。汕头市潮南区委书记陈武南表示，农村土地承包，原先价格仅为几万元一亩，但是现在一些地区的土地价格已经涨到了几十万、几百万一亩，“村民认为原来的契约吃亏了，于是就要起来抗议。”面对这类常年积压的历史问题、土地问题、村内的宗族之间的矛盾，权限有限的基层政府往往很难解决。

　　对此，汕头市委书记李锋回应称，对于历史遗留问题，新官不能不理旧债。要认真研究如何建立让农民在项目中长久获利的机制。“让村民变成项目的受益者，就容易获得支持。” 同时，还要在农村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村土地开发引起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