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下滑后政策如何调整 宏观调控不能长期化

　　洪银兴

　　对于现在仍然具有的通货膨胀压力，应该高度关注，但不能反应过度。

　　一般的通货膨胀，都是发生在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这时候要宏观调控，反通货膨胀。但这一次通货膨胀压力是在后危机阶段，也就是经济处于低谷刚刚想回升的时候。本来经济刚刚复苏，我们需要继续保留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面对通胀压力，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不得不退出，要采取紧缩性政策，这就使经济复苏缺乏强力支持。本来，资产是消化流通性的大头，但是面对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国家需要调控，所以资本市场难以起到消化流通性的作用。还有，按照“十二五”规划要求，我们需要普遍增加居民收入，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因为通货膨胀压力无法启动普遍增加人民收入的措施，也就无法以扩大消费需求来消化流通性。这就是我们这次在通货膨胀压力中遇到的困难。后果一是通胀压力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二是经济增长缺乏强大推动力。

　　就业是民生之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需要正确评价宏观调控政策。

　　反通胀，就是要消化流通中过多的货币，减少货币发行。从货币方面来紧缩需求、紧缩银根有两大措施，一是提高准备金率，二是提高利息率。这两种手段有不同的功能。提高准备金率，基本上属于计划性的，国家规定存款有多少是交给中央银行；而提高利息率是一种市场性的，主要影响市场行为。利率提高，消费者就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但是企业还贷压力更大。因此，经济学家一般是建议慎用提高利率手段，而是用提高准备金率手段。但是，我国准备金率连着提高几次，单纯靠这个控制不了物价，只好再提高利息率。于是，企业面临双重压力：一是信贷规模控制以后贷不到钱，二是利率提高以后企业还不起钱。

　　这与国际市场是非常相反的宏观态势。在西方国家，失业率偏高，因此要实施刺激需求的政策。而我国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在实施紧缩需求。从经济学上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是一个反比的关系，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低；把通货膨胀降下来，失业率会升高。通货膨胀一来，人人有份；失业率高，是部分人受害。所以控制通货膨胀的谈判力比较强，而降低失业率的谈判力就不如前者。但是两者都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宏观政策不能只偏向一个指标。宏观政策有三个指标，必须既关注利息问题，又关注货币问题和就业问题。任何一个经济政策都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问题是怎么把握好，把负效应降到最低。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失业率提高，生产力下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我的基本观点是，要在保障低收入者的前提下适度通货膨胀。就业是民生之本，低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是比较高的，应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而不是把物价降到很低的水平。

　　宏观政策实施有问题

　　2011年温州企业家出走的背景是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借了高利贷又还不起。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企业有非常强烈的资金需求，但是从正常渠道得不到；二是民间有资金，但是投资机会不多。温州的炒房团很有名，现在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比较低迷，民间资金投资机会不多，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生产性信贷。生产性信贷的信息是最不完全的，风险是最大的。因为企业有经营好坏的问题，产品出来后有市场问题，资金链一旦断裂，马上就不行了。现在紧缩政策实行的时间太长，力度太大，造成了民间信贷的活跃，但是民间信贷的风险太大。温家宝总理针对这种状况专门进行了调研，国务院作出决定要对小微企业给予信贷支持。江苏省的情况比浙江要好，前段时间各个市县政府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小额贷款的好处是可以避开国家的准备金限制，当然利率也比较高。

　　因此，我对当前宏观形势的看法是：

　　一、宏观调控政策不能长期化。凯恩斯有句名言，我只管现在，不管未来。宏观政策不管是紧还是松都不应持续很长的时间。如果紧缩政策持续很长时间还没有达到目标，那就说明政策实施有问题，而不是力度不够。

　　二、在经济尚未复苏的背景下，如果紧缩需求力度过大，负面效应太明显。

　　三、现在世界经济危机没有过去，外需严重不足，就必须要扩大内需，我们应该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长期紧缩银根效果不明显，要辅以供给调节，供给政策主要是减税。

　　最近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出现调整，其中一个内容是对一部分企业实行减税，在上海、广州、浙江等地实行增值税的减税试点。通货膨胀是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要调节就有两个办法，一是减少货币，二是增加供给。现在企业负担太重，我们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使用，货币政策进行总量控制，财政政策进行结构调整。宏观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均衡，我们的宏观政策应该在保持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到均衡，选择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就目前的宏观政策来说，应该用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当放松的财政政策配合。

　　美国从2011年9月中旬开始，出现了占领华尔街事件。占领华尔街事件产生的直接导火线是美国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到2008的国际金融危机，再到今年的债务危机。老百姓把这些问题归咎于金融创新过度，造成了严重失业和经济下滑，根本原因实际是不平等的加剧。在美国有4000万贫困人口，1400万人失业，80%是18到21岁的年轻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是财产占有上的不平等到了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不安定；二是要防止严重的失业问题。我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是要从单纯追求GDP转向追求幸福，从原来追求效益的增长转向追求公平增长。

　　可以说，这场危机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科学发展和改革的问题。一是市场化改革不能走新自由主义道路，政府监管作用必须加强，不能自由放任；二是金融必须创新，但是创新不能过度；三是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四是政府债务要适度，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要控制住；五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现在，宏观政策已经紧缩了很长时间，再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对宏观政策进行预调和微调，很多企业就发展不下去了。

　　作者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BMW中经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