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世界 中国须防共振

　　卢周来

　　经济的周期性折腾，历来被我们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中国30多年高速发展似乎从未受到所谓周期性规律的影响，甚而在外部世界“哀鸿遍野”时屡屡扮演拯救者角色。那么面对2012年世界经济的萧条预期，中国还能独善其身吗？在经济学家、国防大学教授卢周来看来，中国不能例外于经济周期，只是因为权力主导下的扩张政策消解了人们对周期的感受。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汇来描状2011年的世界，我认为“动荡”二字应该较为客观与准确。

　　瞧，这个动荡中的世界

　　当前世界正处于与“二战”之前的10年非常类似的状态。

　　“动荡”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受欧美债务危机影响，发端于2008年9月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进入“第二波”，世界经济正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形势。如果说刚从债务危机中抽身但失业率却始终居高不下的美国，其当下状况还只算得上惊魂未定的话，那么，欧元区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情况则真正已处于风雨飘摇。尽管欧元区已达成了预防债务危机继续扩散的一揽子方案，但仅是一个纸面上的“路线图”。特别是中途横生出的希腊准备将方案付诸全民投票、德国反对欧洲央行直接救市以及英国威胁退出欧盟等枝节，更是显示出文化差异较大、发展模式各异、无统一财政基础且各怀心思的欧元区协调立场的困难程度。几个月前，还有人把预言欧元区解体视为笑话，现在这一预言离实现只差数步之遥。经济动荡的阴影也已悄悄蒙上了新兴市场经济体一度阳光灿烂的面孔。旧历年前最令人诧异的消息就来自于巴西。尽管对于应对危机巴西似乎有足够的准备，大刀阔斧地推行了货币宽松政策，可发展迅猛的巴西经济在第三季度竟然首次出现了近乎零的增长。

　　金融与经济危机还引发了社会与政治动荡。受金融与经济危机影响，各主要国家失业率大增，中产阶层收入大幅下降，由此导致民众不满情绪增加，街头运动一度成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先是中亚北非因社会动荡导致包括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多国政府垮台，政治强人黯然倒下，后又有美欧经济社会困难引发了以希腊大罢工、伦敦骚乱、冰岛公投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为代表的民众抗议浪潮。针对一年之内有20多个主要国家已经出现政局不稳甚至大规模社会动乱，西方已有媒体将2011年称为继暴发过“热月风暴”的1968年之后又一个“全球愤怒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动荡引发社会与政治动荡之后，还导致了2011年国际安全局势暗流汹涌。历史经验表明，在全球性动荡中，有三种因素使得冲突可以预料，第一种因素是宗教与种族分裂；第二种因素是经济危机；第三种因素就是帝国的衰落。而不幸的是，现在三个因素全齐了：宗教与种族分裂尽管已导致了战争，但一度在美国霸权支配下仍然被限制在较小范围；而经济危机一方面使得冲突可能性增大，另一方面使得美国几乎处于衰落的前夜，霸权支配下的冷和平不复存在，“热点”地区变得更“热”；而欧美各国或为了证明自己霸权地位不变，或为了转嫁国内经济、社会与政治危机，却更频繁运用军事力量干涉各国内部事务，给世界带来了更大不确定性，使得2011年战争、威胁战争以及更多潜在冲突因素显性化此起彼伏。也正因此，哈佛大学金融学教授弗格森曾明确警告，“当前世界正处于与二战之前的10年非常类似的状态。”

　　“树欲静而风不止”。受够了2011年动荡局势所害的人们自然祈祷能够安享太平。但令人失望的是，从当下的情况看，经济动荡、社会动荡以及国际局势动荡，不仅未能随年关到来趋向平息，反而正在以十分强劲的姿态继续跨越国界、跨越政体，跨越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向2012年挺进。我们已经在世界性动荡中送走旧年，还有可能在世界性动荡中度过新年。

　　“中国例外”？

　　要保持“中国例外”，首先需要抛弃的恰是“中国例外”的乐观心态。

　　简单回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我们发现，90年代初拉美金融危机中，中国几乎毫发无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利用危机成功扩大影响，确立亚洲经济中的“带头大哥”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第一波中，我们再次重演了利用危机提升自己的一幕，攀升到世界经济中“第一层级”，甚至成为把世界带出危机泥淖的“最后希望”。一时间，各种“中国例外”调俯拾皆是。

　　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过去的所谓“例外”是有原因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刚开始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与统一的世界经济联系的管道还很狭窄，外部动荡自然也很难传递进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决策者第一次采取成熟市场经济此前惯用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政策的边际效果当然最大，后遗症最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第一波爆发时，中国虽加入WTO已7年，但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也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真正联为一体后第一次感受到世界性金融与经济风暴强烈的冲击，“第一次”再次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此时，中央政府政策工具箱中可以说堆满了可供选择的工具：有此前近10年经济两位数增长做底子，有5年财政连续高出经济两倍速度增长速度做靠山，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撑腰，通胀率也一直维持在温和可控水平。也正因此，决策者几乎没有任何顾忌地把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使用到极端，无论是财政投入还是信贷投放都创下前无古人、旁无伴者的新高，虽使中国率先反弹却也留下了严重后遗症。

　　面对金融危机“第二波”冲击下的动荡世界，要使得中国还能保持“例外”，难度将越来越大。

　　欧美市场是我国外向型中小企业的主要市场。中小企业出现大面积困难，不仅已经下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连续8个季度的下滑，对我国经济结构性损伤更是十分巨大：中小型企业占全国企业数量95%以上，又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最富活力的两个地区即珠三角和长三角，中小型企业困难如果得不到解决，可能会像病毒一样顺着产业链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况且，过去几年中，由于垄断性国企以及房地产等过热，利润过高，而实业型中小企业相对利润很低，这助长了中国经济泡沫化以及“无财富累积的增长”情况，如果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所谓“调整经济结构”仍然将是一句空话。

　　而更让中国难以“例外”的是，与应对2008年危机第一波时应对的从容相比，我们面临的选择困难重重。要在危机第二波背景下仍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尤其是要保护好中小企业，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仍然是最好的“利器”；但真要再使用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好不容易压下来的CPI将有可能再攀新高，并很快高到中国百姓无法承受；好不容易稳住的经济泡沫也将可能因此继续被泛滥的流动性“吹大”。可以说，“保增长”和“稳物价”、“调结构”之间的矛盾从来没有如当下这般纠结。

　　在2011年同样让我们忧心的是：经济矛盾在中国也不可避免地投射到了社会领域。由征地纠纷、劳资矛盾等导致的社会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社会心态似乎越来越焦躁，越来越失去平常心和耐心。2012年又是中国政治周期中的“大年”，保持社会稳定的压力因此更大。国际局势的动荡也迁延到中国。一方面，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已经使自身成为国际大格局变化中诸多矛盾聚集的焦点。而当前美欧经济困难及由此带来的转移危机的迫切需求，使得这一危险明显增加了。特别是美国。尽管受经济社会困难影响，美国必须以战略收缩来解决其迫在眉睫的国内问题，但其全球收缩与亚太局部加强的布局不会变化。基于转移其国内危机的近期考虑，美国有可能以激化亚太安全矛盾来获取利益，中国稳定周边关系任务十分繁重。

　　看来，在动荡世界中要保持“中国例外”，首先需要抛弃的恰是“中国例外”的乐观心态，清醒理性地认清形势之严峻。

　　如何实现“稳中求进”？

　　中国要防止“全球性愤怒”与国内累积起的社会矛盾“同频共振”，必须坚持改善民生和消除腐败。

　　在世界性大动荡中，中国决策层已经把2012年政策基调确定为“稳中求进”。以“稳”作为前提，应对“动荡”，自然是针尖对上了麦芒。

　　然而，“知易行难”。能否真正实现新一年中“稳中求进”，在内政外交上的政策拿捏，其重要性远胜过方针和原则宣示。

　　中国要在经济领域的“稳中求进”，从当下看，难点仍在于货币政策的宽严。为了稳住经济增长势头，决策者已把此前“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改为2012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

　　自2007年底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有六次方向性调整，其中一个很大的教训就在于政策调整尺度太大，拐弯太急，虽然考验了中国经济的弹性与韧性，却也可能使经济“维稳”空间下降。在此次第7次调整中，我个人建议，万不可再将“稳健”操作成了“宽松”。而应该在货币政策基调基本不变前提下，通过调整结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实行“定向宽松”。毕竟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并不在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的GDP增长仍高居世界前列——而在于中小企业困难影响中国经济活力。

　　中国要在动荡的世界经济与安全格局中“维稳”，“枢纽”仍在处理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从当下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有必要采取“合作性制衡”策略，在进一步协调好与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之间的关系过程中争取中国最大利益。没有合作的制衡，将激化中美之间的对抗；而不以制衡为目的的合作，将导致单方面妥协，严重损害我国家利益。特别需要在操作中注意的是，在与包括欧美在内各国协调反危机立场时，能够把“债权”转化为“利益”至关重要。“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欧美诸国日思夜想要把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转化为他们的流动性。而在坚持外汇储备用途多元化以及流动性、安全性与增值性前提下，我们也可以将部分外汇储备以适当的形势帮助欧美等国摆脱危机。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借机坦诚表达我方关切，渐进而大胆地提出相关合理要求。这不仅不是趁人之危，反而是市场经济通行做法。

　　中国要防止“全球性愤怒”与国内累积起的社会矛盾“同频共振”，必须坚持改善民生和消除腐败。

　　从当前形势看，尽管国内矛盾纷繁复杂，但普通百姓所期望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两方面：能够解决社会不公，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能够消除腐败，使官员权力真正受到约束。因此，要下决心健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社会建设领域的优先战略与政策考虑；要切实推进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领域的制度改革，加大投入，真正做到“藏富于民”，使大多数民众稳定、理性，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切实希望国家保持稳定。与此同时，在逐渐改善民生与消除腐败过程中有序扩大民主，在不断纾解社会矛盾过程中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从根本上逐渐解决好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中国应对世界性动荡才更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底气与大气。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