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在提速农业现代化怎么办

　　张晓山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之势不可逆转，唯有农业现代化，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此结不解，“三化”同步，恐怕只是纸上谈兵，工业化、城镇化也将失去依托和后劲。

　　农业现代化“瓶颈”何在？2012年，哪里才是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的首选突破口？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2011年总产达到11424亿斤，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较快增长，预计2011年为6900多元，但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依然薄弱，农业自身的竞争力不强，农村发展还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最近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目前我国最大的发展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

　　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与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大战略的两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三化同步”的着力点，要放在促进农业现代化上，消除城乡差距的着力点，要放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

　　2012年新年伊始，展望未来，如何促进农业现代化？我们认为至少要“四管齐下”：

　　自主创新 掌握农业命脉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2011年，中国农业科技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52%，科技创新已成为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农业科技创新必须有政策扶持和制度创新为依托。

　　农业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键环节是农技推广。当前，农技推广的人员、编制和经费“三权”的权限界定，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活动的区分，农技推广人员的待遇等问题，都需要在政策上进一步明确，最终通过修订《农业技术推广法》，成为有约束性的制度安排。

　　简而言之，就是要着力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困局，打破部门、区域、单位和学科之间的界限，建立健全政府有关部门、农业院校、科研单位以及农业龙头企业各个主体之间协同创新的机制。

　　从农业产业链上看，谁能控制种子，谁就能控制农作物生产和食物的供给。在种子产业的生物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研究领域，目前还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占据主导地位。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农业种子企业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mpany），2007年的种子销售额达到49.64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3%，全球90%的抗虫棉和抗虫玉米品种中所含的抗虫基因，均来自该公司的产品。

　　而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7月发布的调查研究报告《构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技术体系》显示，中国的7家种业上市公司，截至2009年底，主营业务收入仅人民币82.33亿元，还不到孟山都公司2007年种子销售收入的四分之一，同一年国内较大的5家种业公司的研发总投入为人民币4400万元，还不到孟山都公司2008年研发投入（9.8亿美元）的1%。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制定明确具体的促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和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着力培养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作物品种（包括非转基因的作物品种和转基因的作物品种），构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作物品种的技术体系，与大型跨国公司抗衡，避免出现外资控制中国种子产业的局面。

　　完善制度 催生“农业企业家”

　　目前中国农户的结构特点，是大量小规模兼业农户与少数专业农户并存；中国农业的特点是市场化、专业化的农业与口粮农业并存。从变动趋势看，在兼业农户大量增加的同时，专业农户正在兴起壮大。各类专业种植户、养殖户、营销户，是在农产品生产市场化、商品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他们从事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化生产，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现代农民，应该说，他们就是中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建设现代农业的关键之一，就是要创造好的制度环境和一个有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使一部分年富力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专业农民，得到足够的激励，在农业中创业、发展、致富，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农业企业家。同时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鼓励他们之间的联合与合作，从而成为从事现代农业的主体和主力军。

　　规模经营 防止“非农化圈地”

　　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立足于国内，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在提高农业的土地生产率的基础上，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着力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保护耕地资源，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务农劳动者收入的提高。

　　不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过程中，分散的小农家庭经营模式如何实现规模经济？小规模农户如何走上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现实进程中，各地涌现的往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混合型、多样化的农业经营模式，走的是一条兼容性较强的道路。但从全国来讲，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仍然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相反，发展现代农业，仍要在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发展规模经营的同时，要防止一些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导致农业出现非粮化、非农化的倾向，更要防止一些工商企业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名、圈占农民的土地、损害和侵犯农民经济利益的事件发生。

　　预算投资 五成向“三农”

　　当前农业现代化动力不足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于农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薄弱，欠债较多，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加强农业物资技术装备建设，强化农业发展基础支撑，尤其要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据水利部的资料，由于取消“两工”（即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及农村公益事业，2003年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代之以“一事一议”筹劳制）及大量农民外出打工的影响，近几年全国农民年平均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日，比改革前10年平均减少约75亿个。如仅按每个工日20元算，一年也要少投入1500亿元。这部分缺口靠“一事一议”筹劳制很难弥补。2010年对水利的投入，中央加地方合在一起，一年是2000亿元左右。今后十年，对水利投入的年平均水平，要比2010年翻一番。

　　温家宝总理2011年3月5日在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大‘三农’投入，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他随后提出三条具体措施，其中第2条是“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重点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总量和比重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2010年强农惠农政策有效实施。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8579.7亿元，比上年增长18.3%，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1928亿元，占全部中央预算内投资的比重达到49%。”

　　49%的比重指标，就为以后年份的农业农村基建投资强度设立了一个标杆。政府对“三农”投入的政策措施从定性到量化，指标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实，为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我们相信，通过深化改革，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实施综合配套的政策措施，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建立一个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长效机制， 中国的农业就能从容应对种种挑战，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作者为BMW中经智库专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