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式的现代性

　　唐学鹏

　　不久前，民政部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这是一个非常振奋的信号，意味着国家已经正在设计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的路径。以《意见》反映的内容看，就业、医疗、住房、社区自治等权利都将逐步覆盖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融入城市，这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因其涉及到庞大体制的核心层面，比如城乡二元体制。很多社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即农民工的现代性是以碎片的、枝节性的、萌芽的形态或方式出现在个体的意识中。比如他们的能力无法在城市中像市民一样养活自己，或者他们的素质没有办法融入城市精神，甚至还有人觉得，土地是某种“脐带”和保险，它使得农民工无法脱离土地的依赖，必须斩断——当然我们实际上都清楚，这只不过是对农民工在家乡土地的窥伺。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现代性问题，可以简化为两大问题，即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人力资本问题包含着农民工的报酬，收入提升能力以及衍生而来的消费问题。也就是，农民工如何解决低薪带来的压迫？只有足够的收入，才能在城市站稳脚跟。而社会资本问题，则是农民工是否能在城市找到或者建立让自己觉得安心的社会网络，是作为城市社区的主人而不是一个装点门面的“过客”来参与社区和感受社区。

　　现在各省都以最低工资的方式来增加农民工工资，很多人呼吁应当进一步合理增长农民工工资。但是我们知道，最低工资近年来大幅度调升，其实是被动的，是民工荒造成的“倒逼”。而且有一部分增长是来自于中国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按照“涓滴效应”，宽松的货币政策给富人、资产人士以极大的资产增值的好处，但也“滴”到下面去了，即在财富数量增长上，资产人士“吃肉”，农民工也享受了点“残汤”。综合起来看，农民工收入的数量增长是不足应对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几乎每个农民工都知道，他们不可能有能力在城市购买资产——比如房地产，他们不可能在城市安家，即使最向往城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都觉得“城市梦”遥不可及。

　　“碎片式”的现代性

　　有趣的是，相对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程度，农村或者邻近的乡镇则是较低的，这就存在着“价差”，而农民工则对这个“差”感兴趣。我们发现，跟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现在占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依然是“在城市生产、生存型消费”，新生代农民工也是将打工赚到的钱储蓄下来，将日常消费压缩到最低，将钱寄回农村或者在农村附近的城镇购买房产。“新生代农民工”是跟随父辈在城市上学的，他们不熟悉农务，不可能退回到农村，他们也不可能实现“城市梦”，所以，小城镇则是这群“夹心层”理性的选择。

　　“在城市生产、生存型消费”对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形成产生了不良影响。城市的社会资本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消费结构，比如很多城市年轻人主要是看电视、上网，我们称之为“宅男”，意思是消费很少，社会资本很弱的人，独来独往，没有太多社会联系。而农民工则是被迫得更进一步：有个能放东西避风雨的地方住就可以了，打发休闲60%是看电视，或者找老乡聊天打牌，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知识大幅度上升，他们也不会将网络交友作为一个重要的方式，道理很简单，交友是需要新消费的，而他们并没有留出这笔钱。尽管城市公共生活空间不断拓宽，咖啡屋、酒吧、影院、馆所，乃至不断改进的街景等，农民工则对此漠不关心，因为无力消费。

　　我们认为，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就必须抛弃低工资造成“民工荒”下的名义收入增长、“货币泛滥”下的名义收入增长，使得他们能够在两者之外获得收入增量。户籍制度改革的确有助于农民工的权利增长，但即使户籍依附的福利资格（比如孩子上学）覆盖到农民工，农民工也要用货币同市民竞争稀缺的资源，照样力有不逮。所以，我觉得，户籍制度改革是极其重要的，但这并不是全部，中国城市政府应当要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比如像历史上美国一些城市例如波士顿推出的劳动力培训计划。中国的城市政府应当效仿推出“城市融入培训”计划，比如在一些稀缺的工种技术上，对农民工进行免费技术培训，政府应有动力和远见出这笔钱。农民工必须通过人力资本上升而不是“涓滴效应”来提高收入，这是踏实的提高。波士顿的故事证明，如果城市在乎熟练劳动力，那么这个城市的崛起和荣耀的维持将是水到渠成的。

　　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计划，短期看似乎压缩了城市的土地出让金，但是它降低了新生农民工“城市梦”的门槛，平衡了目前城市化和城镇化。如果按照现在“超级城市化”的发展趋势，迟早城市会被“撕裂”，即城市各项成本高得让人不断逃离，形成产业的空心化，最终城市的物业只是投机性的手段而不是迈向未来的坚实资产。

　　有均等化的社会福利保障、有廉价的可承受的租屋、取消户籍上的限制，农民工真正一门心思留在城市，依然是不平坦和缓慢的。我们可以借用学者Goldscheider的“移民语境”理论。从某种意义上，农民工融入城市有点像跨境移民，移民都要接受定居、适应和同化。移民进入接受国时， 由于不理解当地，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因此只能先设法落脚立足。由于存在与主流社会的隔阂，移民依靠群体内部的互助互帮克服困难，形成移民小社区。之后，移民当中一部分慢慢进入主流社会。相应的，农民工融入城市，也是这个过程，也是需要多代际，新生农民工以及他的后代在时间的洗礼下慢慢完成这个任务。一言以蔽之，即使慢慢拆除了限制农民工权利的樊牢，城市也要培养农民工的自生能力，城市欠农民的很多，要想各种办法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