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互联网对各国政府都是挑战

　　

　　

　　新媒体使人人都可发表意见，却对管理者提出难题。

　　【编者按】

　　当那些年轻的抗议面孔聚集在突尼斯、开罗、大马士革等城市的街头时，旁观者以为这是一场突来的风暴，因为此前没有街头海报、没有流传于地下电台的宣导。如果这般认为，那这位旁观者肯定忽略了互联网。在人手一台手机或电脑的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了人们表达意见、发泄情绪、寻找共鸣的无国界平台。继而，西方媒体冠以这些抗议“Twitter（推特）革命”或“Facebook（脸谱）革命”的称号。

　　在这个信息全球化时代，权力的转移和扩散被赋予了新的方式和能量。以推特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阿拉伯民众争取权益的一柄“利剑”，也是西方失业者发起“占领”各金融机构所在地的“助推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在互联网上，新技术所承载的软实力的比拼正在拉开帷幕。

　　【作者】丹·梅森（英国资深媒体人、网络媒体分析咨询师）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过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发表作品、发布信息，而现在许多人都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人们只需花费很少甚至免费就可以使用大众传播工具。

　　社交媒体的发展帮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了解到远比以前更为丰富的观点和信息。这也令过去无法发表意见的个人，以及支持某项事业的组织和团体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然而，有时人们会滥用手中发布信息的权力。传播工具会落入一些意图维持并扩大自身影响力的人手中。同时，面对海量未经核实的、不准确的、偏激或不相关的信息，排除干扰且从中过滤出可信的内容并非易事。

　　新媒体让发展中国家受益

　　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在席卷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的社会动荡中，社交媒体发挥了两个简单的作用：首先，在上述国家里，它把民众联系到一起，帮助他们持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交流思想；其次，它让全世界人民和身处这几个国家街头的事件亲历者一样了解到整个运动的发展进程。社交媒体在其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虽然近年来，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民众通过数字化渠道获得的信息量确实要多很多，但这其实并未把发达国家受众接收信息的质量考虑在内，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受到了数字信息研发项目带来的积极影响。

　　例如，非洲的“见证”科技公司利用网络地图开发的项目让有关事态变得更加透明；苏丹、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的民众，能够使用这个网站将这些国家滋生的腐败现象公之于众。有关项目还在海地震后重建中扮演了重要沟通桥梁的角色。

　　非洲的另外一项革新，是世界上首个移动货币支付系统“M-Pesa”的发明和应用。在没有实体银行设施的地区，有1400万用户可以通过该系统安全地汇款。此外，它目前还能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水资源，享受到更加充分的医疗卫生服务，挽救病人的生命。

　　据“世界互联网统计数据”网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互联网平均普及率为30％。尽管互联网普及率如今在非洲刚刚超过11％，但斥资约25亿美元打造的环绕整个非洲大陆的海底光纤电缆工程将在未来两年完工，这将让更多的非洲人有机会享受数字化服务。

　　印度的互联网普及率甚至更低，只有8.4％，但这丝毫不妨碍这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的民众注册使用“脸谱”网站和拓展职业生涯的“联络”网站。2011年，该国在上述两个网站中的新注册用户几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互联网只是现实生活的延伸

　　尽管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只有较少的人能够接触到数字媒体，但这并不表示这些国家的人们就因此变得糊涂。事实上，开放社交媒体的特征之一，是民众有机会进行调查、提出质疑、分享信息，并拒绝接受他们不信任的信息来源。

　　然而，在可以开放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下，内部和外部的某些利益集团可能试图借此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归根结底，“互联网”只是由一系列相互连接的电脑服务器组成的，那些有能力管理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人仍然能够控制信息流，这类人群包括互联网巨头，还有政客。

　　在我看来，应该把互联网视为现实生活的一种延伸。对互联网使用者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在享有公民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尤其是要尊重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在使用互联网时，网民同样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比如说，与藐视法庭、诽谤、种族歧视和性骚扰等有关的法规也应适用于互联网。

　　试图在全世界实施互联网管制是个棘手的问题，如何适当合理地对互联网进行管理给各国政府都带来了重大挑战。鉴于各国情况不同，其实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互联网管理规则。各国政府需要保持内部和外部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最重要的是，要倾听民众的意见。（本报记者 王宇丹采访/整理）

　　新媒体只是催化剂并非推动者

　　【作者】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媒体技术，微博(http://weibo.com)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也改造着社会舆情的生产与传播形态。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到这种活动中来，有助于微观的社会结构的形成。

　　任何一个官员也好，企业家也好，社会组织也好，今天都已经处于大家的凝视之下工作，这是所有人必须适应的一个新格局。它会造成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神圣与权威在某种程度上的解构。现在要形成自己权威的方式则与之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必须要顺应民意，然后和民意进行沟通。

　　这一点，不仅对中国来说是这样，对于西方所谓的民主制而言也是一样。

　　Twitter推倒不了一个政权

　　总体上看，2011年新媒体的表现还是积极和正面的。比如英国8月间发生的骚乱事件，最初卡梅伦政府甚至想以某种方式来封闭这样一个媒体，但事后的检讨可以证明，整个互联网上、推特（Twitter）上面对于事态的发展反而起着引导、控制以及组织的正面作用。这种正面作用在英国相关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当中得到了充分肯定，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新媒体是社会动荡乱局的推动者。实际上，只要政局和社会本身不需要重大改变时，信息流动本身很难导致一个政权倒台。

　　我想，信息最多好比催化剂而已，而在全民语境的情况下，这种催化剂的正面作用常常大于负面效应。虽然在动荡事件中也出现了一些反例，但它们远没有摧毁政权或扰乱社会秩序的能力，我们过去对新媒体作用的认识有一些错误和片面。

　　在群体性事件中，推特也好，微博也好，都会有更多的眼睛、更多的主张、更多的利益表达，让社会的决策信息来源更加多样，考虑层面更加系统、均衡、协调，它提出了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社会协调、社会公平和社会平衡的问题。当然，在取得多元化、多极化平衡的同时，也会为此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和社会代价。对得失的评估，可反映社会观念和既有社会软硬件设施是否已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话语权本质是一种文化输出

　　在传播学中，有个名词叫“信息鸿沟”，意指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鉴于信息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的要素之一，那么新媒体技术是否正在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鸿沟”呢？

　　我认为，应从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得益于新媒体的日益普及化，人们用更低的代价、更加方便的方式来接受各种信息，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会缩小人们对一些普遍知识的“信息鸿沟”。就普及性的社会知识和基本文明而言，普通的老百姓和大学教授所掌握的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过去，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很低，现在由于各种各样的联系，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表达自己，也更容易接触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比如，我们想要了解非洲某一个小国，过去很难做到，但现在通过互联网技术，一切就变得触手可及。

　　但另一方面，知识或者精神文明的成果是分层次的。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或大跨国公司可以在更高层面上利用信息的平衡和沟通，来创造更多的利润。由此，信息的平衡与否是相对不同层面而言的，在高层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信息鸿沟确实存在进一步拉大的可能性。

　　日前，有日媒报道称，围绕互联网未来规则的制定问题，美法中等主要国家正在展开激烈的主导权之争。互联网未来规则涉及国家和企业的利益，据报道，发达国家反对采取互联网管制措施，而发展中国家则批评了美国主导下的现有框架。

　　在这种情境下，中国如何更好地把握自身话语权？我认为，外功要内修。如果中国的话语表达不能够对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产生有效影响，并能形成某种共识，那么这种话语权也很难走向世界。说到底，话语权本质是一种文化输出，是中国通过信息传播能够给世界提供多少解决人类发展困境的东西。能做好这一点，话语权自然就会提升。（本报实习记者 唐筱妍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杨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