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宽容的波希米亚时代

　　写了巴黎“波希米亚时代”三部曲的达恩·弗兰克认为，那个时代是一个诗歌、绘画、音乐碰撞和融合的时代，“艺术家都在尝试设一些圈套，在艺术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

　　周舒 谢宁馨

　　“之所以把当时的画家、作家、诗人的生活称为‘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很穷，但很快乐。他们穷，常常吃不饱，有时跑到楼上的资产者家里偷牛奶，病了也无钱买药。他们生活艰苦，但很有创造力。从外貌、衣着上的特征，也能看出艺术家与资产者不一样。毕加索经常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或者头戴特别的帽子，穿着特别的鞋，很容易从外貌上辨认。”

　　达恩·弗兰克（Dan Franck）写作了讲述巴黎“波希米亚时代”的三部曲《当代艺术的冒险》，分为《巴黎的盛宴——一代风流》、《自由》和《午夜》，其中第一本已经翻译为中文出版。最近他来到北京，配合正在上海举行的毕加索大展，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了一次讲座。

　　达恩·弗兰克不但是艺术史作家，也是小说家和编剧。他的小说《分离》曾经获得过法国重要的文学大奖雷诺多奖（Prix Renaudot），他也将这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在北京的讲座结束之后，在参观若干艺术区的间隙，他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透露将会把这三部曲改编为电影。

　　“回忆录如同后视镜”

　　第一财经日报：你写作的题材很多样化，除了和艺术史相关的题材，也有很多现代题材，对于你来说，不同的作品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写一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最吸引你的会是什么？

　　达恩·弗兰克：我写历史回忆录、艺术回忆录。我认为回忆录如同后视镜，如果要前进，就需要时不时看一下后视镜。我对历史的进程很感兴趣，从艺术和政治两个维度去看历史的进程。这两个维度经常会有交叉。所有的艺术在某些方面也和政治有关系。历史很明显和政治有关。我大体上就是写这些方面的东西。我也写电影剧本，剧本也基本围绕这样的主题。

　　对于写作，最吸引我的是起点。一般来讲，当我开始写书的时候，最开始是一些混乱的、不确定的形象。在我的写作过程中，这些形象逐渐清晰化。写作之前，我并没有确定的结构。写作过程中，我尝试把这些形象具体化。如果写作过程中，这些形象没有起到作用，我就停止写书，会有点失望，因为没写出书。写作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只是头脑中总有一个形象，我要通过写作的方式将这个形象具体化。

　　我有一本书3月份出，叫做《战场》，这本书会用到法国战争中一小部分内容。写这本书是为了明确我的政治立场，在法国我们经常听到说左派右派都一样，我想要说明的是，左派右派不一样，政治是不一样的。

　　日报：做编剧和写小说，对你来说，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达恩·弗兰克：就像我刚才讲的，写小说之前我并没有具体的结构想法，但做编剧是个智力游戏。我们在写作前就知道目的地在哪里，虽然不知道怎么到达这个目的地。在开始一部电影时，我们都会有想法，都已经确定了要拍这部电影。

　　做编剧和写小说的步骤也不同。编剧是在当故事结构确定后才开始写，电影是集体工作的结晶。写作是个人行动，只有一个对话者，即出版商。当写剧本时，有数十个对话者：制片人、导演、演员、赞助商等。我很喜欢这两项工作。

　　这两项工作没有相同点。真要有的话，就是都需要用笔。编剧是一个职业，作家不是一个职业，写作是一门艺术。编剧要求能力，我们要求作家只具备一个能力，就是会写作。会写作是没有办法通过学习习得的。当我写作时，我可以自己选择素材。但是做编剧，是要用别人提供的素材。

　　“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日报：关于巴黎的波希米亚时代的艺术家，他们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他们的天才、不循常规的生活方式还是其他的方面？现在还有可能诞生这样的一群人吗？如果可以的话，你会不会想要回到那个年代的巴黎？

　　达恩·弗兰克：我认为他们的存在非常有意思。吸引我的一点是自由、宽容。那个时代是一个诗歌、绘画、音乐碰撞和融合的时代。这些艺术运动、自由运动产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又重生。两次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在法国在欧洲，出现了很多创造，好像是要驱除恐惧。我们可以说立体主义很好地预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品中出现畸形的身体等都不是偶然的，那个时代的艺术家都在尝试设一些圈套，在艺术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

　　我去798这个艺术街区，非常感兴趣。整体上看来很多东西不同于那个年代的蒙马特尔和蒙巴那斯。我在那里还是发现了很多很有趣的艺术群体和艺术研究。

　　我不会想回到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已经过去，当时是有很多创造、发明，但是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所完成的东西，但不会想返回到那个年代，应该向前走。

　　日报：伍迪·艾伦今年的《午夜巴黎》讲述的也是巴黎的波希米亚年代的事情，你有没有看这部电影？

　　达恩·弗兰克：我看了。有一个评价说得很准，这个电影是很讽刺的。我们在这个电影只看到了美丽的街道，却看不到乡村和贫穷。一切都是美好的，似乎当时的巴黎是非常完美的。但是我很欣赏他的艺术自由，打开一扇门，就可以改变一个世纪。我觉得这点非常棒，我说的是形式上。

　　日报：在巴黎那一群艺术家中，你最喜欢哪一位？为什么？

　　达恩·弗兰克：最喜欢柴姆·苏丁（Chaim Soutine），他是一个画家，不是很有名。把艺术家的生活与他们的作品联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在他们的作品中，总会出现一个常常萦绕在脑边的念头。有些时候我很喜欢毕加索，但不是所有时候。我对他的立体主义很感兴趣。他作品的多样性让我很喜欢。但有些时候，我不喜欢他。我也很喜欢一些诗人，如阿波利奈尔，他的诗歌非常自由，他打破了亚历山大体等规则。这个人非常优秀，很博学，多才多艺，有很多异想天开的想法。在艺术家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们所着迷的那个想法。如毕加索，他就希望寻找新事物，从不追随流行，而是要打破流行；苏丁围绕的是内心的痛苦；阿波利奈尔围绕的则是爱情。

　　日报：作为编剧，你会不会很期待能写一部那个年代艺术家们生活的电影？有没有计划过想要把剧本写成什么样子？

　　达恩·弗兰克：我们正在准备拍这样的电影，不会做成故事片，也不会做成纪录片。会是一部6小时的电影，讲述从大战前到1945年间的故事。我和另一个制片人需要找到一种独特的方式，不想导一部传统的纪录片。我们要请画家、摄影师来制作电影，摄制要有艺术感。摄影记者/王晓东

　　（感谢翻译樊玉洁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