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我感谢让诗人成为富翁的时代

　　

　　【作者】黄怒波口述本报记者杨梅菊采访/整理

　　【人物简介】黄怒波中国企业家、诗人、登山家，现为中坤集团董事长，诗歌界的骆英。2011年黄怒波和他的中坤集团因为一场失败的跨国交易而引来全球目光——他斥资1亿美元欲购买冰岛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遭到拒绝。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2011年对我是收获的一年。这一年很好，我的企业各个项目都很顺，而且这验证了我提前战略转型的重要性。原来我不好意思说自己要转型做旅游地产，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你没实力做商业地产才做旅游，现在我又不好意思了，因为是个人都说做旅游地产，但中坤早已经完成自己的战略布局了。现在我们在中国、在亚洲应该是最大的旅游地产商，有那么多的景区，有那么多的古村落。

　　再一个，今年下半年的冰岛买地事件，虽然没有成功，但中坤因此在全世界有名声了，有知名度了，这对今后继续走出去是个很好的铺垫。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完成了登山的“7+2”，还出版了诗集《7+2登山日记》，这本书刚一出来就被选为“中国最美图书”，还被选送到德国参选世界范围的最美图书，我很开心；还有几个可爱的小猫养起来了，两个月了都，挺开心的；员工也成长得不错，我这一批年轻人成长起来了，而且确实战略布局越来越清晰了，到明年后年是我们全年开业期。总的来说，我挺满意的，现在发展的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战略判断是对的，你看现在大部分房企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坤没有。

　　投资被冰岛拒绝不是坏事

　　冰岛买地可以说是2011年中坤的一件大事儿，这个项目我们策划了很久，对于失败的结果，说实话也不是没有过准备。但冰岛方面此前过于积极地回应给过我一种错觉，让我对这个交易所抱的态度过于乐观，并且，从2007年至2011年我们申请时的数据来看，冰岛政府共受理25起外国人购地申请，其中仅一起被拒绝。这一切都给我很大的自信，我也曾公开把自己的这次商业试水高调地描述为“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尝试，一个创新的尝试”。

　　但最终的结果是被拒绝，而且我当时是半夜四点被朋友和记者的电话吵醒才知道被拒绝了——冰岛政府在作出决定后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而是直接向第三方媒体公布了这一决定，我当时确实有点懵。但是，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我尊重投资国的任何决定，这是他们的选择。但同时对于这一结果，我的确是有意见的。

　　最开始我决定投资冰岛，是因为冰岛的招商投资吸引过去的，并不是我主动过去的，最终的结果是冰岛内部不同党派间的斗争，导致了此次投资被否决。这同时也给中坤在内的中国民营企业提了醒，走出去，不仅要考虑所在国政治环境的稳定，也要小心卷入所在国的党派斗争中。

　　我对冰岛的感情，先是基于和冰岛同学在北大多年的同窗友谊，后来我渐渐被冰岛这片土地的蛮荒之美所打动，作为一个诗人，我珍视这个岛国在情感上给予我的温暖，我也曾资助100万美金在冰岛设立“冰中诗歌基金”用于文学艺术方面的交流，尽管此次投资土地未被通过，但不会妨碍我和冰岛人民的友谊，不会影响我对冰岛诗歌的继续资助。

　　对中国企业家的到来，世界没有做好准备，那我就要帮助他们做好这个准备，“走出去”依然并且必须是中坤的长期战略。而且从综合效果来看，冰岛置地被拒并不是坏事，它所造成的影响力是任何一个正常的营销策划方案都达不到的，中坤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影响因此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我们的海外购地计划并不会因为这次失败而搁置，除冰岛外其它国家也在考虑范围中。如今，芬兰和丹麦等其他多个北欧国家都跟我们有接洽，意欲引进我们的投资，有的已经在进行谈判，准备在芬兰和丹麦购地建酒店和度假村。作为一个正处在经济危机中的国家，冰岛已经病了，但在它虚弱的时候，一个强有力的年轻人的出现却让他们感到了害怕。

　　就在前不久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教席捐赠仪式上，我也说，这本来是一项纯粹的商业投资，但被太多西方媒体在政治上过度阐释，使这个交易变了味道。也许这个世界还没有为迎接中国的企业家做好准备，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我的信仰。

　　“顶峰是回到母亲怀抱的地方”

　　我开始登山，是在企业艰难转型的那几年，也几乎是伴随着完成“7+2”的过程，中坤走出了转型瓶颈。

　　但登山给我的最大收获不是这个，而是它让我重新发现，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几年登山下来，我开始相信，每一个登山的人都是爱国者。

　　在开始登山之前，对这个社会我也有抱怨，但当你远距离看这个国家，你会觉得中国这些年的稳定多不容易啊，你看到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打仗，你看到尼泊尔的贫穷，你看到非洲国家的落后，比较之后你才知道现在生活得多么富有，这个国家多么稳定。走到任何一个营地，看到中国人大家都会说几句中国话，还是国家富强了，你的语言才能被学习。只有走出去才能体会这一点，你知道只有你的国家强大了，你才能走到哪儿都受到尊重。

　　每一次到了山顶顶峰，大家都会打出自己国家的国旗，每个人都很骄傲，当我把中国国旗打开，大家都表露出严肃和尊重。在《7+2登山日记》的发布会上，有人注意到我诗里反复写到的那面被一直揣在背包里的五星红旗，就像我的诗里写的那样，“向上，我的祖国很温暖，他就在我的背包里”。那面国旗，我从来背在自己的背包里，害怕丢了，整整背了好几年。常常半夜在帐篷里，我睡不着，就把头灯打亮，把国旗找出来，打开看一看，再卷好。每一次在山顶上展开国旗的时候，我都备感骄傲。

　　以前在国内说个爱国什么的，大家都笑你，但是离开祖国后，你会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对祖国的热爱。我出身很苦，但生活却最终让一个诗人成为富翁，我为此而感激这个时代。

　　正像我的诗写的：顶峰是一个回到母亲怀抱的地方，想象着天边一条炊烟袅袅升起，祖国在清晨伸展着懒腰。

　　诗歌和商人的身份自处

　　这些年的登山和对自己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审视，也伴随着我在诗歌审美上的自我更新。这些年我陆续在包括中国、冰岛、日本等国家所投资的一系列诗歌节的评选上，都坚持“向上的情绪”。正如有人总结的，因为曾经生活的苦难，我早期的诗歌中总是有着永恒的苦痛，这苦痛仿佛从未得到过抚慰。

　　但是随着后来在商业上渐渐取得成功，我的诗歌不再仅仅关注自我，而是将目光投射到自身之外的更大世界和时代身上，我的创作从“小我”转向“大诗”：我开始关心这个社会中的一些东西被物欲打压到多么狼狈，开始忧心现代文明摧毁原乡文明。与之相伴的是诗作中的情绪转换，是越来越关注一首诗是否有“大美”，是否是“向上的”，到了《7+2登山日记》，我最明显的转换表现在对于时代所达成的体恤式谅解。这种变化根本不在于立场发生变化，而是我的行走和所见令我重新塑造了我的诗歌和我的内心。

　　2011年大家都在谈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特姆斯特朗，但是在我看来，讲个实话，那个诗你怎么读啊，太平庸了，真的平庸。而且这种由社会过度现代化所造成的诗歌平庸同样发生在中国诗人的身上，也发生在几年前的我身上，说实话，登山之前我一度停止写诗，因为写不出来。是登山拯救了我在诗歌上的寻找，当一切精神上的攀爬变得艰难，生理上的挑战极限能让自己达到新的高度，并且让诗歌重回现场。

　　有人总在问，一个诗人和一个商人如何在身份上自处？说实话，这么多年我已经训练出来了。我是这么看：我始终把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当作我诗歌的一个体验，我对社会需要深度介入，需要在场，需要回到现实，所以我的成功和失败，都是我的诗歌的一个体验。所以有时候失败了也自嘲一下，积累点诗歌经验。就像我要回到生活现场，经商是惊心动魄的，登山也是惊心动魄的，那我的诗歌张力肯定大。不管先不说诗写得好不好，起码它有一种生活在里边了，有一种大我在里面了，不是小我。小我的东西很难成大器，很难沟通。

　　2011年，我们的中坤国际诗歌奖给的是中国诗人牛汉和日本诗人古村俊太郎，两个都是老人，而且一生坚持诗歌，而且对诗歌从来都是向上的，不是一个悲观、哀怨的情绪，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挺伟大的。

　　我不希望诗歌碎片化、自我化，而是希望诗歌能够提供向上的美，引导人们发现生活之美、时代之美。时代之美不是说你非得说谁的好话，你想我们中国几千年哪有这样一个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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