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称谓就能改掉歧视吗？

　　□ 舒圣祥

　　1月11日，李方平等八位律师、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成分，不利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请国务院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行文中变更“农民工”称谓，并借此推动城乡户籍平权。深圳人大代表则建议使用“援建者”这一称谓，将其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使用，以体现没有歧视、体现尊重。（《广州日报》1月12日报道）

　　在我看来，“农民工”作为一个名词，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歧视性，它也不是一个天生的贬义词；所谓“农民工”，简单的含义就是指来自农村的农民在城市里打工，如此而已。如果“农民工”确实存在歧视充分，那么“农民”是否也得改个称谓呢？更关键的是，闹那么大动静给他们改称谓，与农民工基本没有利益关联，而是一群非民工站在自己的视角上自我意淫自我满足，以为改了个称谓，农民工们的日子就会更好过，农民工们的尊严就能有保障。

　　在本质意义上，称谓更多只是一个虚妄的代号，而歧视所针对的却是真实的权益。只要权益得到同等保障，只要国民待遇能够无差别享受，叫他们“农民工”并无任何不妥；相反，如果权益仍是虚幻的，如果看得见的不公平依然不可改变，那么就算将所有“农民工”都改称“公务员”也无济于事，更遑论“援建者”之类别扭的新名词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这些虚名上认真努力，在真实权益改善上却寸步难行呢？事实上，只要去跟农民工聊聊，就会发现他们绝对没有我们那么在乎自己该被如何称谓。

　　一种水果叫苹果，另一种水果叫香蕉，这只是称谓的不同，而不存在歧视与被歧视；同样，一群人叫公务员，另一群人叫农民工，也只是称谓的不同，称谓本身并没有歧视的成分。之所以全社会都知道农民工正在遭受歧视，不是因为“农民工”这个称谓取得不好，而是因为叫做“农民工”的这群人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大家都是共和国的公民，可是有的人不用自己缴一分钱就能享受到公费医疗、最高退休金，另一群人自己交钱却只是为了在退保时给当地留下富余的社保资金。

　　户籍的藩篱，城乡的差距，公共福利的悬殊，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改称谓所能解决的；因此，我们现在热烈讨论的修改“农民工”称谓问题，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问题。如果真的给“农民工”改了一个好听的称谓，歧视问题肯定丝毫未变，反倒是那些主张改称谓的人会觉得很满足：看，农民工都不叫农民工了，这是多大的平权进步啊。可是，如果农民工真的在城市受到了公平待遇，户籍藩篱完全消除，公共福利平等供给，既然我们都是公民，又为什么非要给他们一个单独的称谓呢，称呼他们公民或者市民即可。